水电报
1911年是旧历辛亥年。这年5月，满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并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签订川汉、粤汉铁路借款合同，出卖铁路筑路权。消息传出，激起湘、鄂、粤、川四省人民的保路运动。8月，为响应保路同志会的倡议，成都率先开始罢工、罢市、罢课。街头出现了“四川七千万人同白”的传单，呼吁 ：全川一律罢市罢课，一切厘税杂捐，概行不纳。

保路风潮的愈演愈烈，引起满清统治者和四川总督赵尔丰的极大不安和恐惧。9月7日，赵尔丰以到总督府看邮传部回电为名诱捕了蒲殿俊、罗纶。并下令枪杀闻讯赶到总督府前来抗议的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一时间，总督府大门和院外枪弹如雨，当场就有30多人倒在血泊中。

“成都血案”发生后，赵尔丰下令成都实行全城戒严，妄图封锁消息，阻止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

如何把“成都血案”的消息传出去让城中的同志绞尽脑汁。当晚，中国同盟会成员龙鸣剑趁着夜幕，缒城（由城上缘索而下）而出，奔至锦江河畔的九眼桥农事试验农场，与同盟会成员曹笃、朱国琛等人会合，商量如何将被封锁的真相迅速告知天下、鼓动各州县群众抵抗。

当时危急时刻，又绝对不能用信使。三人还听说，已经有两名信使被抓去杀了头；也不能通过信件、电报。有什么办法能既快又安全呢？龙鸣剑忽然灵机一动，想到一个办法：用木片代替电报、信件，走水路。

鸡还未叫时，几百木牌都已写好，涂上桐油，投入锦江，木片上写着：“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

四川江河纵横，水网密集，这种被称之为“水电报”的木牌乘秋潮水涨，随江水漂流而下。各地接到“水电报”的消息便一传十，十传百；许多人又照样仿造，将更多的“水电报”投入江中，使“成都血案”的消息很快传遍沿江各州县。

当时，大江大河中，一些船工将打捞起来的“水电报”交给当地学校的老师，老师们就印发传单，带领学生到街道上去张贴，鼓励群众武装起义反清。

不久，满清政府下令严禁传播“水电报”，但这一命令激起了四川人民更大的愤恨，“水电报”不但越来越多，而且形式也更加多样。

《荣县志》记载：木牌乘秋潮水涨，随江水漂流而下。人们称这种木牌为“水电报”，实则是“木牌檄文”。

在当时通讯工具全无的状况下，成都“保路同志军”的同志将越来越多的“水电报”投入府河、南河再汇入江河之中，顺流而下，各地“保路同志军”又续制更多同样的木板投入江中顺流而下，这些被人称为“水电报”的木板把保路消息传遍川南、川东各地，更进一步掀起了各地群众揭竿而起的革命形势，终有了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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