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问，为什么长时间的社会灾难与痛苦会催生伟大的文学家与哲学家？

其实这个问题中国人很早就想过。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列过一张名单，文王被拘而演《周易》，孔子困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他说这些人都是心里有郁结，道路走不通，于是追述往事，留给后来的人。写这封信的时候，他自己刚受过宫刑，正在写《史记》。一千多年后，赵翼题元好问的诗，留下一句更有名的话：“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这个问题深挖是有真的东西。因为太平的日子里，一套解释能把生活兜住，努力就有回报，守规矩就有保护，人们不必追问这套解释的前提。我一直说构不可闭合，任何一套建构都会遮住一些东西，只是平常遮得严实，看不出来。长时间的灾难把它撕开了，原来的道理装不下眼前的事，那些从来收不进去的部分，人的尊严，责任，什么值得活下去，一下子全露在外面。Arendt说过，大意是，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把我们政治思考的范畴和道德判断的标准都炸开了，她后半生的工作，就是在废墟上重新想。

“长时间”这三个字也重要。一次灾难，人们记住的是那一天发生了什么；漫长的灾难，会变成日子本身的结构。杜甫写《石壕吏》，没有写战争的总伤亡，写的是一户人家，三个儿子去守城，两个已经战死，老妇连夜被抓去军营做饭，天亮以后，“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一个“独”字，一家人就少了一个。文学的力量，是把抽象的数字还原成具体的人；哲学接着问，我们说“代价”和“必要”的时候，到底把什么算了进去，又把什么省掉了。

俄国诗人Akhmatova也说过一个字。大清洗那几年，她的儿子被捕，她在列宁格勒的监狱外面排了十七个月的队。有一天，排在她后面的一个女人，嘴唇冻得发青，凑到她耳边问，这个，你能写出来吗？她说，“能”。后来就有了享誉世界的长篇叙事组诗《安魂曲》。那个女人自己说不出来，她把这件事托付给了一个能说出来的人。杜甫的“独”和Akhmatova的“能”，隔着一千多年，做的是同一件事，替说不出来的人说。

但从受苦到写出伟大的作品，中间还隔着很长一段。痛苦不会自动给人语言、结构和观察力。杜甫是在盛唐的文化里长成的，乱世改变了他写什么，解释不了他为什么能这样写。普里莫·莱维从奥斯维辛回到都灵，才开始写《如果这是一个人》，1947年出了第一版，十一年后又改出了新版。能写出来的人，先得活下来，还得有时间、有能力、有人帮他出版。

但其实我们只看得见留下作品的人。名单上是杜甫、莱维，名单外是那些没读过书的，手稿烧掉的，和没活到能写的那一天的人。从灾难里找出几个伟大的作家，证明不了灾难让伟大的作家变多了，同一场战乱里，可能还有好几个杜甫，死在路上，一首诗也没留下。就算写出来了，也不一定留得下来。Akhmatova的朋友Mandelstam，因为一首讽刺斯大林的诗被捕，几年后再次被捕，死在去劳改营的转运营里，他的诗能传到今天，是因为妻子在几十年里一首首背了下来。一部作品活下来，有时候靠的是另一个人替它记着。

欧阳修提过“穷而后工”，诗人越困顿，诗写得越好。但他紧接着说的那句更具深意、更值得被记住的名言是：“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并不是写诗、作诗使人的命运变得穷困潦倒，而是人们在遭遇了现实的困顿、坎坷之后，才能写出真正精工、动人的好诗。

欧洲人在最大的那场灾难面前，也有过同样的不安。二战以后，Adorno说过一句很重的话，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十几年后，他在《否定的辩证法》里修正了自己，大意是，持续的苦难有表达的权利，就像受刑的人有尖叫的权利，所以说奥斯维辛之后不能再写诗，也许是错的。他收回的是“不能写”，没有收回那份不安。可以写，是因为受苦的人有权尖叫，不是因为苦难能成就好诗。赵翼那句“国家不幸诗家幸”，说到底是旁观者的感叹，受刑的人自己，又怎么会觉得这是幸运。

所以我对“苦难成就伟大”这类说法，总是持有警惕。它一不小心就会变成另一句话，感谢苦难。一个人回头说，那段日子让我明白了很多，这是他自己的事，他有资格这样说。可一旦别人拿这句话去劝正在受苦的人，或者有权力的人拿它来说明苦难也有价值，苦难就被当成了生产伟大的原料，受苦的人也就成了手段。人是目的，受苦的人也是。

伟大属于那个在灾难里仍然在看、在记、在写的人，不属于灾难。苦难不是伟大的原因，是伟大不得不面对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