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朋友圈看到一个朋友说他写了一本国家兴衰成败探讨的书，因为涉及敏感内容，还在寻找出版社出版。他在微信朋友圈发出了其中一章，写越南的。他说之所以坚定看好越南，不是因为那些漂亮的出口数据，而是因为越南正在推进的改革这场手术改变这个国家最底层的东西——人的激励结构。他提出了几个具体原因：

一是政治改革：从“四驾马车”到“一个引擎”，效率与制衡的取舍
二是经济改革：不是打开国门，是用规则把自己焊死。经济改革又分四层，第一层, 用外部承诺锁定内部改革；第二层，用民营经济替换增长引擎；第三层,用放开激活社会活力；第四层外企用脚投票，越南成为全球供应链的“必选项”.
三是社会改革：反腐之后，为什么还要加“反浪费”
四是教育改革：把英语变成“第二语言”在所有改革中，教育可能。

看了后，总感觉他对越南不是十分了解，我写了一个短评，贴在他文章后，和他商榷，他还没有回应我。我把这个短评贴在这儿，供大家讨论。也许我的看法不对，他是对的。

老兄，先恭贺大作。看了你这篇写越南的，感觉你现在变成了“越吹”，哈哈。越南经济确实发展得不错。但是你的论述我认为还需推敲。我提出我的浅见供你参考。

你说看好越南，不是因为漂亮的出口数据，而是改革正在改变人的激励结构。这个观察角度我认同，但是否如此，我个人表示怀疑，因为现有经济数据并不支持这一点。

先看增长。越南2016、2017年GDP增长就已经接近7%，当时中美贸易战尚未开始，还没有后来那一轮供应链转移的红利。2018年和2019年，增速分别达到7.47%和7.36%，那个时候贸易战开打，但供应链的转移刚刚开始，还不明显。相比之下，2024年增长7.04%，2025年增长8.02%，两年平均约7.53%，与2018—2019年的7.42%差别很小。

这当然是不错的成绩，但放回越南自身的发展轨迹，并没有特别突出。如今既有供应链转移，又有你所说的大力度改革，增速却没有明显跃上一个新台阶，至少应该追问：内部改革究竟产生了多大的新增效果？

你可以说，没有改革，增速可能更低。这种可能性存在，但需要证明。同样，如果供应链转移对维持增长起了重要作用，就更不能把当前表现全记在内部改革账上。未来能持续保持这样的增速，已经很好；要据此认定底层激励发生了深刻变化，现在的证据还不够。

你谈的很多理由，实际是有问题的。比如英文成为第二语言，这只是一个目标，现在并不是实际情况。以你提到的第一个原因苏林来说，你把苏林集权概括成从“四驾马车”变为“一个引擎”，过于从经济效率理解一场政治权力重组。

我的看法是，苏林集权首先为了巩固自己及其政治网络的权力。这个过程也不是从他才开始。理解越南政治，必须从南北方的政治结构出发，南方向来认为是开明派，拥抱市场和资本。但阮富仲时期，南方力量在最高层的分量已经下降。相关研究显示，南方干部在政治局的占比，从2006—2011年的40%，降至2016—2021年的约21%。苏林又把公安系统和兴安同乡网络进一步带入关键职位。

理解这个变化，不能绕开维护党的控制和社会主义方向。在阮富仲这样的领导人看来，市场化及其背后的政治力量不断壮大，会不会最终改变制度性质，是必须防范的问题。

当然，这与推动发展经济并不矛盾。维护现有体制，完全可以同时支持民营企业、吸引外资、采取有利于增长的政策。但不能因为苏林推动了这些政策，就反过来认定他的集权首先是为了经济发展。

集权甚至可能确实提高效率。过去一个项目要协调多个权力中心，如今最高层拍板就能推进；企业过去需要打通多重关系，现在找到能够作主的人就行。但这也可能只是把分散的权力关系变成集中的权力关系。

你说人的激励结构变了，我更想问：企业是因为规则更可靠而敢投资，还是因为找到了更可靠的政治靠山？“搞定一个人就能办成事”确实比四处求人有效率，但不能因此就把它认作制度进步，这两者对推动经济长期发展的制度意义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