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妖酱】国师张艺谋，到底坏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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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最早学会的，不是怎样当导演，而是怎样让自己对权力有用。

文革时期，他的父亲被定为“反革命”，大伯去了台湾，二伯又被指为潜伏特务。这样的家庭出身，让十几岁的张艺谋很早就明白：政治决定一个人能不能安全活下去。

为了证明自己可靠，他学写大字报，学画毛主席像。别人把毛泽东画得红，他就画得更红；别人画得大，他就画得更大。张艺谋后来把这段经历总结为“让自己迅速工具化”。

这句话其实解释了他后来的大半生：先弄清楚权威需要什么，再用自己的手艺，把它做得更大、更红、更漂亮。

1978年，二十八岁的张艺谋被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破格录取。他学到的，是光线、色彩、构图和景别，不是文学、历史和政治思想。

幸运的是，八十年代的中国不缺好文学。

1987年，他拍《红高粱》，故事来自莫言。小说里的生命力、野性和“无法无天”，莫言已经写好了。张艺谋抓住红高粱、红轿子、烈酒和红太阳，把它们变成扑面而来的视觉冲击。

1988年，《红高粱》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张艺谋一举成为国际名导。

此后的《菊豆》改编自刘恒，《大红灯笼高高挂》改编自苏童，《秋菊打官司》来自陈源斌和刘恒，《活着》则来自余华和芦苇。

莫言给他生命力，刘恒给他宗法悲剧，苏童给他女性困境，余华给他二十世纪中国人的政治命运。巩俐再把九儿、菊豆、颂莲、秋菊和家珍演成活生生的人。

张艺谋负责什么？

负责把欲望放进染坊，把父权变成灯笼，把政治运动装进皮影箱，再用红色、黄色、深宅和俯拍镜头，让观众永远记住这些画面。

他的手艺当然厉害。但作品为什么有力量，人为什么受苦，制度怎样伤人，这些最重要的东西，大多是作家先写好的。

张艺谋自己也承认，文学是电影的“母体”，导演是影像“工匠”。1994年，他甚至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文学驮着电影走》。

说得很准确。那时的张艺谋坐在文学背上，获得了“大师”的名声。

1994年的《活着》，把这种合作推到了顶点。

凤霞生产时大出血，有经验的医生都被红卫兵关了起来。好不容易找来一位老教授，他却因为长期挨饿昏了过去。凤霞就这样死在产床上。

电影把文革怎样毁掉普通人的生活拍得明明白白，走向了全世界，却唯独不能在中国大陆公映。

但从九十年代末开始，张艺谋换了甲方。

1998年，他开始筹备《英雄》。李安的《卧虎藏龙》成功以后，他曾担心别人说自己跟风。可他很快想通了：“世俗的问题就世俗解答吧。”

制片人江志强加入，李连杰来了，张曼玉和梁朝伟也来了。明星越多，预算越大；预算越大，电影就越要考虑海外发行。资本不只负责出钱，也开始决定需要什么演员、什么类型和什么故事。

2002年，《英雄》在人民大会堂首映。

电影最后让无名放弃刺秦，用自己的死替秦王的“天下”作了背书。张艺谋后来承认，原本还有一个结尾：无名死后，八百名大臣集体向秦王道贺，提醒观众，这场壮烈牺牲也许从头到尾都在君王的算计之中。

这个镜头最后没有拍。

张艺谋说，当时自己“满脑子都是英雄”，容不下另一个想法。

于是，八百名大臣齐声喊杀的场面留下了，能够让观众怀疑君王的部分被导演亲手删掉了。电影的气势完整了，强权也终于没有杂音了。

《英雄》票房超过两亿元，成为中国商业大片的标志。张艺谋发现，同一套色彩、构图和人海调度，不只可以为文学服务，还能卖明星、卖票房、卖民族主义。

到了《十面埋伏》和《满城尽带黄金甲》，竹林、花海、金甲和菊花越来越壮观，人物却越来越像推着颜色走的道具。

文学做甲方时，他替人物穿衣服；资本做甲方以后，人物也成了衣服上的花纹。

与此同时，张艺谋又把自己的名字做成了一门生意。

《印象·刘三姐》从1998年开始筹备，2004年正式公演。两公里漓江水面成为舞台，十二座山峰成为背景，几百名当地演员和渔民每天演出。

张艺谋自己说，地方首先考虑的是生意，是想“利用我的这个招牌”带动旅游。他不必长期守在阳朔，主要负责开会、确定方向和提供品牌。地方政府出山水和资源，投资人出钱，当地演员长期表演，海报上最大的名字仍然是张艺谋。

到了2016年，一家上市公司用十九亿元收购观印象全部股权。交易材料显示，张艺谋通过持股平台间接拥有百分之二十五的权益。

“张艺谋作品”从艺术署名变成了商业标签。名声负责立项，山水负责搭台，群众负责流汗，资本负责收钱。

但资本还不是他最大的甲方。

2001年，北京申办奥运，张艺谋担任申奥宣传片总导演。北京市长刘淇觉得宣传片不够“来劲”，张艺谋马上加入威风锣鼓。为了拍摄几秒钟的大场面，原定一个月后举行的大运会彩排被提前，上万人在高温中完成了两次没有观众的完整彩排。

申奥成功以后，张艺谋主动表示，希望自己成为开、闭幕式总导演。哪怕几年不拍电影，他也愿意。

所以，不能把他写成一个被政治抓去干活的艺术家。这个位置是他主动争取的，因为他很清楚：奥运背后有整个国家机器，有任何电影都无法提供的钱、人、场地、传播和权力。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前，三位政治局常委和三十多位正副部长到鸟巢审看节目。张艺谋坐在后面，一边听，一边记录意见。

后来领导告诉他，不用把所有意见都照搬。张艺谋对此十分感动，说“这次还真是很民主”。

三位常委、三十多位部长一起审看节目、提出意见，然后允许导演保留一点专业判断，在张艺谋看来，这已经叫民主了。

他对权力的要求不但理解，而且理解得十分体贴。

《击缶而歌》的战士要完成一千多个动作，包括三百次跪地和二百四十次下蹲。脚放在哪里，头抬到什么角度，马步扎多高，都要用定位点和拉线反复校准。

“活字印刷”节目里，八百九十七名战士钻进狭窄的字模，在北京盛夏里弯腰等待六七个小时。因为不能随便出来上厕所，他们穿着尿不湿上场。

全世界看到的是汉字整齐起伏，没有人看见字模里那些长时间弯着腰的人。

《歌唱祖国》则把两个孩子拆成了两件工具：林妙可负责形象，杨沛宜负责声音。一位政治局领导认为声音“必须换”，导演组便留下林妙可的脸，换上杨沛宜的录音，再用“国家利益”来解释。

一个孩子出脸，一个孩子出声；权力提出要求，导演完成技术处理。国家形象完美了，两个孩子的真实感受并不重要。

这正是张艺谋最擅长的工作：把一个个具体的人变成可以调度的部件，再把服从、整齐和牺牲拍得壮美。

法西斯美学不只是人多、场面大，而是所有人的身体都要服从同一个中心。个人消失得越彻底，整体看起来越强大。

中共提供军队、群众、场地和政治任务，张艺谋负责把这种支配关系拍成令人热血沸腾的“中国奇迹”。

奥运以后，“国师”的位置坐稳了。

2009年，他为铁道部拍摄《中国铁路》宣传片。铁道部要求塞进大量信息，最后成片连张艺谋自己都不满意。但不满意没有妨碍他交片，也没有妨碍他拿走二百五十万元税后酬劳。

甲方决定说什么，他负责尽量拍得好看。作品好不好，他可以抱怨；钱和署名，照收不误。

2013年，张艺谋的超生事件曝光。他承认与陈婷育有三个孩子，为了隐藏孩子父亲的身份，一家人出门时，他和孩子甚至要隔开两百多米。

计划生育是国家对私人生活的粗暴干预。张艺谋想多生孩子，本身不是罪过。

问题在于，他有名、有钱，也能接近最高权力，却从未公开反对这项伤害过无数家庭的政策。他选择秘密绕开规定，让妻子和孩子承担隐瞒的代价。

面对权力对自己生活的干涉，他躲；权力要办奥运、国庆和红色庆典，他却主动站到最前面。

反对政策有风险，替政权办盛典有荣誉。张艺谋每次都选得十分准确。

2014年，他拍摄《归来》。

原著《陆犯焉识》最沉重的部分，是劳改和政治改造。张艺谋说，这部分“拍轻了没意思，拍深了恐怕也拍不了”，于是干脆不拍，只拍政治运动结束后，一个失忆的妻子和一个无法相认的丈夫。

观众可以为冯婉瑜流泪，却看不见是谁把陆焉识送去劳改，又是谁毁掉了这个家庭。

苦难保留了，制造苦难的制度被拿走了。眼泪很安全，追问则太危险。

《归来》不是张艺谋重新获得了勇气，而是他准确计算出：在什么地方停下来，既能显得深情，又不会得罪自己已经依附的权力。

2016年，他执导杭州G20文艺演出；2019年，他担任国庆七十周年联欢活动总导演；2022年，他再次执导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

国家需要强大，他就用人海和击缶；国家需要温和，他就用西湖、芭蕾和交响乐；国家需要科技感，他就换成LED、算法和实时影像。

技术不断更新，工作没有改变：政权希望世界看见什么，他就把那个中国做得比现实更加漂亮。

最讽刺的一幕发生在2021年。

这一年，张艺谋担任《最忆韶山冲》总导演，在毛泽东的故乡，用巨型屏幕、水舞台、升降装置和光影矩阵，讲述领袖的亲情、成长、求索和革命。

1994年的《活着》，拍过文革怎样赶走医院里的医生，让凤霞死在产床上。

二十七年后的《最忆韶山冲》，讲到毛泽东时，只剩下亲情、信仰和革命。由他发动的政治运动，以及这些运动给普通人造成的灾难，全部被灯光照不到了。

张艺谋年轻时把毛泽东像画得更大、更红，是为了在文革中保护自己；六十年后，他又在韶山把毛泽东做得更大、更亮、更正确。

工具没有退休，只是从画笔升级成了LED矩阵。

张艺谋总说自己是“手艺人”，这三个字听起来谦逊，实际是一条非常好用的退路。

办奥运、国庆和领袖纪念演出时，他是能够调动巨大资源的总导演，资源、荣誉和“国师”的名号全部收下；等别人追问这些作品替什么政治服务、把什么历史藏了起来，他又变回一个只管颜色和构图的手艺人。

好处由总导演领取，责任交给甲方承担。

所以，张艺谋的故事不是一个有理想的艺术家怎样被政治慢慢征服。

他从来没有建立过一套真正属于自己的思想。早年，文学替他提供人文关怀；后来，资本替他规定市场目标；最后，政治权力替他决定国家应该以什么形象出现。

甲方越来越有钱，越来越有权，他的位置也越来越高。

他没有被谁突然拿下。他只是一次次看清谁能给自己更大的舞台、更多的资源和更安全的位置，然后主动走了过去。

同一个匠人，换了甲方。

所谓“国师”，就是这样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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