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这篇文章引起了很大争议，我喜爱的朋友和师长都有意见。我也以公共知识分子自命，但我将之当成是一种鞭策，而非是人身攻击。我认为这是从不同政见者向政治反对派转型必然面对的问题。“不同政见者”已经越来越不足以用来挑战政治权威了，这个事实不由得你承不承认，它就在那里。

向政治反对派转型并不是天然的，不是因为你反对，你就是政治反对派。

政治反对派需要系统性重构，而过去民运做的事情更像是“不同政见者”发表反对意见，它围绕的议题通常只限于宏大主题（比如人权、民主、自由），这跟政治反对派还有较大差距。政治反对派既要关心民生问题，又要设法在无法转圜的现实困境面前推动反对意见群体艰难前进，还要转向更加具有职业政治人特点的政治活动（而不是只满足于网络争论、社媒谴责、海外示威、海外宣讲），还要关心保障政治活动长期有效持续进行的经济问题。

简单地说，不同政见者更多关心的是发表不同意见和反对意见，反对派群体更多关心的是把意见兑现成可以推动改变现状的政治活动。这两者差别很大。政治反对派至今还是没有充分开发的领域，不是1989年以后流亡群体就把这些领域全部试了个遍，实际上瞎打乱撞根本没有摸到门道。不承认这个问题，只能说是很遗憾的事情。

反对派政治活动不是大使馆举牌、社交媒体上抗议、海外宣讲、重大事件纪念日出来互动。就政治反对派转型亟需突破的情况而言，反对派政治活动更主要的是社会联结、妥协、谈判、协商和发展切实可见的本土支持者，目的是在中国本土形成切实可见的影响力，而不是像过于海外民运一样影响力仅限于翻墙才能接触到的社交媒体。

我不知道今后会不会走到全面转向政治反对派的那一天，但我相信这种推动工作需要有人带头来做。转型初期被骂得狗血淋头、里外不是人也是可以想象的。

伊朗海外流亡群体确实形成了类似政治反对派，但它们也跟中国海外民运差不多，跟本土社会脱节，无法培植自己的真实影响力和政治势力，全靠民众自发抗争——现在我们已经看到，自发抗争在屠杀面前是无法取得进展的。

政治应该回到政治发生的地方，这是风险最小和代价最小的斗争方式，尽管是最难的斗争方式，但总比最便宜又最不可能实现其目标的斗争方式更重要。

不同政见者急于表达不同意见，这是公众可以直接看见的东西。但政治反对派还需要做更多公众看不见的东西，那些东西是政治对抗政治，是悄然发生的变革，而不是急于出来表演就迎来镇压和逐个击破。

最紧迫的问题就是，不同政见者可以不关心政治活动的经济问题，因为他们实际上难以形成真正的政治活动（而是发表政治意见）；政治反对派需要切实地培养自身的经济基础，没有经济来源，不但反对派职业政治人难以谋生，还难以培养政治盟友和发展支持者。中共当局严厉打击和严密监控海外向国内的资金流动，恰恰说明当局把海外向本土反哺的经济活动当成对其政权的实际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