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因祸得福。1977年恢复高考，年龄放宽到老三届都可以考的年龄。同学们都以为是最后一次机会。我那时是临时工，赶快去报名。殊不料那年四川搞了个土政策，规定病残者不可以报名（因为报名高考的人太多，体检量必然太大，怕给医院增加负担，所以事先就把所谓体检不合格的人排除在外）。我当年是以病残的名义回的城，所以被剥夺了报名高考的机会。到了77年年底，报上说明年（78年）要恢复研究生考试，因为报考研究生的人数大大小于报考本科生，所以也不事先排除病残了。这样我就去报考了研究生。为了提高录取的机会，我本想选考最差的大学，殊不知我要考的西方哲学专业只有北京大学，连四川大学都没设这个专业。我无奈才报了北大。结果以第一名录取。如果我在77年那次就去考大学本科，以当时还要计较家庭出身的惯性，最好的出路是进入两年制的师范专科培训，毕业后分去当中学老师。其实在78年还是要计较家庭出身的。我在78年报考北大研究生的同时，还参加了该年的高考，据区教育局的朋友说我是那年四川文科第一名，不过后来变成第二名，第一名是成都川师附中老高三的高贤钧，起初他的分数算错了，少算了几分。他也上的北大。我们是好朋友。我被北大录取研究生费了很大周折。在初试复试后，北大哲学系调取档案，才知道我的家庭出身问题那么严重，还有“思想反动”挨批判的前科。系里不少人说，北大哲学系不能收这种人。亏得有老师仗义执言。他们说，要是不收他，当初就不要他来考嘛。他参加了初试复试，已经知道自己是考得最好的，怎么能不收呢。双方争执不下，于是决定派出两个老师到成都做调查，问我的中学的老师同学，问我的邻居包括居委会主任。好在大家都众口一词说我好话。只有一个高中同学、也是农村插队时的同队知青说了我一句不好的话，说胡平对上山下乡运动有看法。北大毕竟是首善之区，得风气之先，那两个哲学系老师也早就对上山下乡运动有看法了，所以没计较这句话。这样我总算被北大录取了。我的录取通知书是全校最后一个发出的。等我赶到最后一天到研究生处自报家门报道，研究生处的老师抬起头看看我，说：“你就是胡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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