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谈起权力监督，人们总会提起1945年延安窑洞里那场著名的谈话——黄炎培向毛泽东追问历代政权由盛转衰的“周期率”，毛泽东向他许诺“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很少有人知道，仅仅十三年后的1958年3月16日，天安门广场万人大会散场，79岁的黄炎培和李济深领着队伍走上长安街，队伍里的人高举一颗红布做的大心，上面写着五个大字：“把心交给党”。

当年在延安指望“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的黄炎培，为什么走到了这一步？

1945年7月，黄炎培和另外五位国民参政员一起飞到延安，为的是“接洽团结问题”。他在延安只待了九十五个小时。有一回，毛泽东问他感想怎样，黄炎培提出了困扰他六十多年的“历史周期率”——他看到历代的一人、一家、一团体乃至一国，起初艰难困苦时“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可一旦环境好转、地盘扩大，就渐渐惰性发作、失去控制，最终逃不出“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兴起得很迅速，败亡得也很突然）的支配力，一部历史里“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他希望中共“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接着写道：“我想：这话是对的。”

1945年7月他从延安回重庆那天下着倾盆大雨，妻子姚维钧早早在观音岩等他。姚维钧是他前妻去世后，1942年续娶的。回家后，夫妻俩闭门谢客，由他回忆口述，姚维钧整理执笔，几天里写成了《延安归来》。姚维钧生的儿子黄方毅后来写，窑洞里那段问答，“出之于黄炎培、毛泽东之口，见之于母亲姚维钧之笔”。这本书在国民党统治区影响了无数青年投奔中共。

同去延安的六位参政员里，傅斯年的看法完全不同。他回来后骂同行的人没有出息，骂得最狠的就是黄炎培：毛泽东送给他们的土织毛毯，黄炎培看得像清朝皇帝赏给大臣的陀罗经被一样，大概是想拿它当护身符。

1949年3月，黄炎培夫妇到了北平，第二天晚上应邀去香山双清别墅见毛泽东。毛泽东伸过手来，一下就叫出了“姚维钧女士！”。新政协开幕时，带头喊“毛主席万岁”的就是黄炎培。新中国成立后，他当了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姚维钧当他的秘书，来往信件公函都经她的手，领导们之间传着一句话：“要找黄，先找姚”。

可是中共出兵朝鲜，事先不跟政协打招呼；接下来土改、镇反，宪法一拖再拖。这些事黄炎培都不敢质疑，只能跟着参加一次又一次运动。他为“统购统销”政策向毛泽东提过意见，说的是调研中发现的问题，随后就在人大内部的会上挨了批判。

1957年春天，中共号召党外人士大鸣大放、帮助整风，不久突然转向反右。宋庆龄、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这些中共的老搭档，分别写信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表示对反右不理解。1945年，中共还要靠这些党外名流对付国民党；到这时，毛泽东认为他们已经没有利用价值，对他们的信不予理睬。反右越打越大，据后来解密的中央档案，全国一共划了3178470个右派。写过信的人开始后悔。建国以后一次又一次运动，已经让他们领教了中共的厉害，他们认识到，唯一的生路是表示驯服。

黄炎培的儿子黄万里是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他反对修三门峡工程，又在清华校刊《新清华》上发表了一篇小说《花丛小语》，讽刺只会照着领导一句话机械执行、明知不对也不肯讲实话的风气。清华校长蒋南翔把《花丛小语》送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的批语是：“这是什么话？”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在《什么话》的标题下转载了这篇小说，拿出来批判。有一次毛泽东遇见黄炎培，很不高兴地对他说：“你们家里也分左、中、右啊。《花丛小语》里把实行百花齐放政策后的国内形势，描绘成春寒料峭，雨声凄切，静悄悄，微言绝。这是什么话？”

这一年，黄炎培前妻生的、还在世的三个儿子黄万里、黄大能、黄必信，两个女儿黄路、黄素回，都被打成了右派。黄炎培本人还没有被动。黄方毅后来写，“这对父亲的压力可想而知”。

1958年1月2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当着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说：“我们要右派分子向人民投降，写降表，但他们写假降书是不行的。”他要大家“每个人要把心交给别人，不要隔张纸，你心里想什么东西，交给别人”。他又说：“我把心交给你们了，你们没有交给我。现在我抓住你们的小辫子了，摆在人民面前的右派就不少。”

2月，全国人大开会，罢免了罗隆基等三十八个被定为右派的人大常委和人大代表。

在反右的恐怖里，这些民主党派领袖觉得，光是表现驯服已经不够，必须献媚才能自保。

黄万里被打成右派以后，黄炎培私下对儿子说过，他在三门峡上的观点可能是对的，但在政治上仍会受困，要看开些。可是在写给中共中央统战部的信里，黄炎培表态和这个右派儿子划清界线。他说，一看到报上登的《花丛小语》，就认为这篇文字太荒谬，是反社会主义的；他立刻严正地告诉黄万里，必须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公开检讨自己的严重错误，彻底纠正，不许再犯。

各民主党派又向毛泽东申请，在天安门广场开一个向党交心的誓师大会。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批了：“可以搞，交心可以，另外要帮助他们动员知识分子参加。”

3月16日开的就是这个会，名叫“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沈钧儒当大会主席，李济深、郭沫若、黄炎培先后讲话。李济深和沈钧儒在开会词里向毛泽东保证：“我们决心把民主党派成员的千颗心，万颗心，联成一颗心，把这颗心献给党，献给人民，献给社会主义！……我们请党、请毛主席、请全国人民作我们的监誓人，随时考验我们的忠诚和决心，督促我们向前再向前！跃进再跃进！”

这场誓师是做给毛泽东看的，为的是躲开可能落到自己头上的右派帽子。靠着积极表态、带头交心，李济深和黄炎培换来了毛泽东发话：不给他们戴右派帽子。

1965年12月21日，黄炎培在北京去世。公祭大会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都送了花圈。

第二年，文革开始。黄方毅写他的母亲姚维钧：“她成了父亲的替罪羊，遭受拳脚棍棒、人格侮辱，以至令其最后以死来做抗争。1968年1月20日，母亲结束了她不到59岁的生命，穿着她那件带有20余处补丁的棉袄，追随父亲去了。”黄方毅说，她“只能用一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她留给自己的四个儿女和她带大的两个孙子的遗嘱里写着：“孟强、孟复、当当、丁丁、方方、冈冈：孩子们，我病得很苦！你们要跟着共产党……”

——黄炎培《延安归来》，收入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第148—149页
——黄方毅《怀念我的父亲母亲》，《文史资料选辑》第157辑，第131—134页
——赵诚《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全新修订版，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6—97、134—135页
——许水涛《黄万里与三门峡工程的旷世悲歌》，《炎黄春秋》2004年第8期，第21页
——郭道晖《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第10页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月28日），《毛泽东全集》第38卷，润东出版社，2013年，第454—455页；《在成都会议上的插话》（1958年3月），《毛泽东全集》第39卷，润东出版社，2013年，第159页
——沈谱、沈人骅编《沈钧儒年谱》，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第391页
——宋永毅《恐惧和造假》，收入宋永毅、丁抒主编《大跃进与大饥荒——历史和比较视野下的史实和思辨》上册，田园书屋，2009年，第135、146页（开会词原载1958年3月17日《今日新闻》）
——丁抒《阳谋：反右派运动始末》修订本，香港开放杂志社，2007年，第十七章
——《清史稿·明亮传》（陀罗经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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