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写于川普第二任就职那天】美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我们把美国跟中国对比，可能会看得清楚一点。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呢？你可以一口气说出好几个定义。比如说，它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是个共产党国家，它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它是个独裁国家，它是个有悠久历史的国家，等等。
有人说有三千年历史，有人说五千年。到底有几千年，我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说起中国，大部分人马上就想到它很古老，有悠久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演化当中，形成了“中国人”这样一个族群。这个说法，大家比较认可。中国人这样一个族群，到了今天，虽然跟两千年以前很不一样，但是一说起来，现代中国人的生活，现代中国人的性格，或者说国民性，还有我们使用的各种文化符号，总有一些东西能够上溯到几百年前，两千年前，甚至三千年前。比如说，我们今天还在用的汉字，从甲骨文开始算，也有至少3000年的历史。
所以，如果问，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我们可以说，它是个有悠久历史的国家，而且大致是由单一族群组成的国家，其他族群占比很小。世界上不少国家是这样，比如说德国，主要是日耳曼人，日本主要是日本人。这就是通常说的民族-国家。
但是，美国不一样。美国是由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历史的移民组成的国家。这是美国跟其他国家最大的不同点，它不是建立在共同的历史和文化之上，也不是建立在共同的族群或种族之上。那么，它是建立在什么上面呢？或者说，跟中国、德国、日本这些传统的民族-国家相比，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有些学者、作家，也有些政客，有一种说法，说美国是个“观念的国家”—— a nation of ideas。就是说，它是一个建立在观念之上的国家，它不是按照漫长的历史惯性，自然形成的国家，它是一个人工创建的国家。它不能靠族群认同或历史认同，因为不同种族、不同族群，都带着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化，甚至自己的语言，来到新大陆，都有自己的身份认同、历史认同和文化认同。
差别这么大的各个族群组成一个国家，需要某种认同，否则就会分崩离析成巴尔干半岛那样。那么，要把不同族群团结到一起，组成一个国家，必须有某种价值黏合剂。这种价值黏合剂就是大家都认同的一些信条。再进一步问一句，哪些信条呢？简单讲，就是很多人说的“美国信条”。
中文世界比较熟悉的萨缪尔·亨廷顿，就是那位写“文明冲突”的亨廷顿，在他生前最后一本书《我们是谁？》（《Who Are We?》）中，反复提到“美国信条”。但“美国信条”这个说法，不是亨廷顿发明的，而是来自一位瑞典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龚纳·梅达尔（Gunnar Myrdal）。1974年，梅达尔跟另一位经济学家分享了诺贝尔奖，那另一位就是后来在中文世界大名鼎鼎的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梅达尔对美国政府的政策、美国社会，甚至美国军队的教育，产生过重大影响，但在中文世界默默无闻。
梅达尔是瑞典人，跟我们一样，是作为外国人来到美国，在美国工作，以外国人的眼光看美国。1930年代末，卡耐基公司（“卡耐基基金”的前身）花重金（25万美元）聘请梅达尔来研究美国，尤其是种族问题。他就职后，组织强大的研究团队，实地调查，写出1500页巨著《美国难题》（《American Dilemma》)，成为跟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齐名的经典。
亨廷顿反复引用的“美国信条”，就是出自梅达尔这部著作。梅达尔提出一个问题：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是什么让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传统、不同诉求的移民组成了一个具有向心力的国家？或者，用时髦的语言说，就是支撑美国这个国家的底层逻辑是什么？他认为，是“美国信条”。
什么是“美国信条”呢？实际上就是一些观念，就是美国人，不管他是哪个种族，哪个民族，哪个阶层，来自哪个国家，是有钱还是没钱，他都认同的一些观念。这些观念其实很简单，就是美国建国时《独立宣言》中开篇第一句：“人人生而平等，被造物主赋予了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
在美国历史上，每个时代不断把这个信条具体化。比如说，立宪不久，就为《宪法》增加了10条修正案，就是俗称的“权利法案”，具体保障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内战后，又增加了第14修正案，明确保障法律对所有人“平等保护”。1920年又增加了第19修正案，保护女性公民的选举权，实际上也是在实践《独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都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一承诺。
梅达尔把“美国信条”形象地称为美国社会的“粘合剂”。比“美国信条”略早，出现了一种更通俗的说法，叫“美国梦”。中文世界很多人从物质的角度理解“美国梦”，就是在美国，每个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过上好日子。但这样理解“美国梦”就过于简单化了。
事实上，“美国梦”的说法流行起来，是在大萧条期间。1931年，一位名叫亚当斯（James Adams）的历史学家出版了一本书《美国史诗》（《The Epic of America》），提出“美国梦”这种说法。在他看来，“美国梦”包括物质上的富足，让每个人有机会按照自己的能力追求财富，过上自己向往的富裕生活。但这并不是美国梦的全部，甚至不是它最重要的部分。
按照亚当斯的说法，“美国梦”并不只是有房有车、高收入，更重要的，它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所以，他把“美国梦”称为“社会秩序梦”（a dream of social order）。什么才是理想的社会秩序呢？亚当斯说，就是美国这种制度建立的秩序，能最大限度地保障每个人都有机会发挥自己的能力，在这种社会秩序中，每个人被社会认可，是因为他们本人优秀，而不是因为他们自己不能决定的出身或地位。这既是一种外在的社会秩序，同时，它也是一种内在的国民精神。
可以说，美国建国时做出承诺，就是让每个公民享有“平等、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经过248年不断实现这个建国承诺的进程，“美国信条”已经形成美国特有的文化基因，影响到这个国家的方方面面，也影响到人们在生活和工作中的行为方式。
现在，很多学者、作家、政客讲“America is a nation of ideas”，美国是个观念的国家，指的就是“美国信条”中的那些观念。简单地说，是这些观念塑造了美国这个国家的国民精神。
人人生而平等，这不是说一种现实状态，而是说是一种应然的状态，每个人应该生而平等，而且，一些基本权利，生命、自由、追求幸福，是不可剥夺的，不可让渡的。什么叫不可让渡？就是说别人即便想拿走，你也没有权给，不能转让。美国就是个建立在这些观念之上的一个国家。
在建国的时候，美国政府做出这种承诺，后来被称为国父的那些人，并不认为很快就能兑现承诺，把观念变成现实。他们心里很清楚，兑现这些承诺，让观念变成现实，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大家凭什么相信你做的这种承诺呢？凭什么大家不觉得你是说着玩呢？要独立的时候，你让我们替你打仗，打赢了，独立了，然后你就把承诺忘了，说《独立宣言》已经成了个过时的历史文件。美国为什么没有出现那种耍赖的情况呢？
为了避免耍赖，只有承诺还不够，为了保证遵守承诺，还要把兑现承诺的方式具体化，变成可操作的法律。这就需要立宪，制定宪法。政治宣言和制定宪法之间就是这样一个逻辑关系。为什么要立宪呢？《宪法》的序言，说得很清楚，说立宪是为了form a more perfect union——为了“建立一个更完美的联邦”。
它为什么说是要建立一个“更完美的”的联邦呢？为什么不直接说我们创建了一个完美的联邦呢？因为建国是一个过程，创建的这个联邦，显然是不完美的，不完善的，需要不断提高，不断改善，让它更加完美，更加完善。所以，这里的关键词是“更加”——more。建国后的一代一代人，现在的这代人，将来的每一代人，都是那个“更加”，那个“more”的一部分。
实现美国信条的过程，就是建立“更完美联邦”的过程，它永远不会停止。一旦这个过程终结了，这个国家的生命力也就枯萎了，发展就会停滞。
1990年，有位后来获诺贝尔奖的作家，名叫V.S. NaiPaul，奈保尔。他在纽约有一个演讲，后来这个演讲在《纽约时报》发表，标题是Our Universal Civilization——我们的普世文明。在那个演讲中，他提出一个问题，就是现代文明，为什么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宗教的人，都有吸引力？
他讲了一个故事，是他在伊朗的经历。1978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革命群众占领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把使馆人员扣下当人质。奈保尔认识德黑兰一家报纸的编辑。这家报纸坚决支持革命，高调反美反西方，可能类似于胡锡进的《环球时报》。这位编辑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美国留学，小儿子正在申请去美国留学的签证。在那个当口，革命群众把美国大使馆占了，他小儿子肯定没法签证了。
这位编辑因此处在焦虑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有点政治抑郁，整天为小儿子的美国签证担忧。奈保尔有点不解，就问这位编辑，你的报纸都是坚决反美反西方的，怎么会让儿子到美国去留学？奈保尔得到的回答，让他吃惊。这位编辑说：“那是他的未来”。一位反美反西方的编辑，说“美国是他儿子的未来”。
像这样一种情况，我们在中国长大的人，一点都不陌生。中国很多家长也正在经历这种精神分裂，反美却把孩子送到美国留学，想方设法留下来，因为他们相信，美国才是他们孩子的未来。中文世界有种说法，说“爱国是生意，出国才是生活”，已经出国的人当中，还有一些“离岸爱国者”。这种情况比比皆是。伊朗是这样，后来的中国也是这样：很多国民反美反西方，却又向往美国生活方式。奈保尔把这种第三世界的精神分裂现象称为“哲学歇斯底里”。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奈保尔说，这个问题让他困惑。他说，他想了好多年。就在1990年那场演讲之前，他终于想清楚了。不管是哪个民族，哪种文化，哪个宗教， 我们有共同的人性，美国这个国家代表的现代文明，反应了这种共同的人性，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普世文明，它的内核就是the pursuit of happiness——追求快乐，或者追求幸福。奈保尔称赞“the pursuit of happiness”是现代文明的“观念之美”。美国就是建立在这种观念之上的国家。
这种观念超越种族，超越国界，超越文化。我们出生在中国，在中国长大，我们也追求幸福，追求快乐；我们也想生活得更快乐一些，生活得更幸福一点。这是共同的人性。有共同的人性，才会有共同的文明，就是普世文明，才会有“平等、自由、追求幸福”这些不同历史、不同文化的族群共同认同的普世观念。
历史不能嫁接，文化不好移植，但观念是可以传播的，墙挡不住，建墙可以挡住人，但挡不住观念。你不管信什么宗教，历史有多长，不管你说什么语言，用什么文字，你总是希望自己能有快乐，有幸福，总是希望能够更自由一点去追求快乐，追求幸福。你总不会希望让别人把什么都给你安排好，或者别人给你设好条条框框，告诉你不能这样，不能那样。你更不希望被国家控制，只允许你追求领导追求剩下的幸福。
在以后的节目中，我们会一点一点讲美国的历史，美国的现实，美国的社会、政治、法律和各种人物，尤其是普普通通的小人物。作为移民，我们都是半路到美国来。到美国之后，我们发现自己很卑微，身上没有钱，但我们并不是从零开始，而是已经跃升到一个现代文明的平台上。
今天，美国有了一位新总统，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美国这248年——到今年7月4号就249年了，每换一次总统都是这样，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这是美国民主的常态。
普通人能做的，就是不把自己的命运跟任何政客挂钩，不管谁当总统，都要做好自己，做好自己的事，保持身心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我很欣赏一位美国大叔的态度，他说：“What happens in your house is always more important than what happens in White House.”“你家发生的事永远比白宫发生的事重要。”中国人讲家事，国事，天下事。对于普通人来讲，家事永远比国事重要。
所以，正常人不管谁当总统都会正常，不正常的人不管谁当总统都不正常。人总要让自己快乐，要快乐就要有朋友，有喜欢的东西，爱好的活动。这跟谁当总统没有什么关系。我在美国经历了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川普、拜登，现在是川普第二任，都有快乐的时候，也有不快乐的时候，政客跟我的个人生活感受没有关系，他们跟普通人生活、事业顺利不顺利也关系不大。
跟历史上存在过的国家不同，也跟世界上现有的很多国家不同，美国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党，不是一家一姓，或几家几姓，而是它的信条，它的观念，让人活得更像人的信条，和让人活得更像人的观念，还有能让它的信条、它的观念道成肉身的宪政制度和社会秩序。
作为普通公民，能做的是两年后去投票，四年后再去投票，平日做自己能做的事，说自己想说的话。这就是美国的民主。关于民主，有位我很敬佩的联邦法官，William Hastie，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Democracy is a process, not a static condition. It is becoming, rather than being. It can easily be lost, but never is fully won. Its essence is eternal struggle.” ——“民主是个过程，它不是静态的，而是常变常新。输掉它容易，但永远也不会赢一次，就一劳永逸。它的本质在于永不止息的抗争。”
我们以William Hastie法官的这段话结束本期节目，与大家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