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高棉统治柬埔寨的那几年，柬埔寨大约一半的华人死了，北京没有公开说过一句话。还有一批华人的事，知道的人不多。红色高棉进金边之前，他们已经替中共干了二十年。1973年，他们的代表穿过战火到了北京，请示这些人往后怎么办。红色高棉不要他们，他们求北京让他们回国。

这批人的组织叫华运，就是华人华侨革命运动。它的核心是中共在海外的支部，叫侨党，听中国驻金边大使馆指挥。柬埔寨的华文报纸、学校、社团，很多都有它的人。

周德高是其中一个。他1932年生在柬埔寨马德望省的农村，父亲是广东揭阳来的农民。十二岁他进面包房当学徒，没有工钱。十七岁才上小学。后来他参加一个华人体育会，起初不知道它背后是中共，在那里读了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1956年，组织把他推荐到金边的《棉华日报》。这家报纸事事听大使馆的，他在那里干了十二年，从翻译做到代理社长。

他真正的工作是替大使馆找情报。国会一个管档案的职员是他的朋友，他把国会文件和政府预算一份份送到大使馆。他的妻子和女儿替大使馆给红色高棉送信。这么多年，大使馆只给他付过一次钱。

1967年4月，他打听到军方正在拷打一个柬共的线人，逼他咬出国会议员乔森潘和胡荣。他报告了大使馆，两天后大使馆叫他去通知两人快跑。他在一个中国艺术展上等到乔森潘，趁没人留意告诉他：马上走，不能拖。两个人平安到了柬共的根据地。乔森潘后来当上了红色高棉政权的国家主席。

1969年底，北京把周德高叫去，告诉他朗诺将军要推翻西哈努克亲王。一天坐车经过中南海边上的桥，陪他的人指着窗外说，毛主席就住在这里。他那年快四十岁了，眼泪止不住往下流。

1970年3月18日，政变发生，华校和华人社团都被封了。4月中旬，中国大使馆直接下令，华运的干部和成员撤进红色高棉控制的“解放区”，组织关系“留待中柬两党日后协商解决”。大使馆自己也撤了。进丛林的有一千多人，其中不少是跟着来的进步青年。

到了那里他们才发现，红色高棉恨他们。一条恨的是北京的一道命令。1966年，华运的总负责人郭明被叫回北京，上面交代他：华运不要出头，让西哈努克继续掌权。西哈努克肯让越南的军火从柬埔寨过境，北京要靠他帮越南打美国。所以1967年波尔布特起兵造西哈努克的反，华运奉命不参加，只派了一个人和柬共联络。大使馆自己和红色高棉的线还留着，华运不许出头。另一条是越南。郭明和不少骨干是从南越过来的华人，红色高棉这时已经和越共翻脸，正在清洗在越南受过训的柬共党员。

1970年4月，红色高棉管华人事务的张东海当面质问郭明：两三年前我们一再找你们，你们为什么不理？你们是柬埔寨华人，为什么去南越打美国，不来参加柬埔寨革命？他说，你们走的是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刘少奇这时已被打倒），又亲越南。郭明只能搬出北京的指示。张东海自己原来也是华运的人。1954年，华运因为他是柬埔寨籍，把他移交给了柬共。

质问之后是动手。1971年11月，张东海要西南地区的华运半个月内交出全部人马。那里的负责人说，人可以过去工作，但要暂时保留华运的身份，等中共的指示。张东海说：“革命不能讨价还价，必须无条件接受柬共区委的指示。”12月12日下午四点，红色高棉的部队包围了华运总部，抓了四十多人。负责人和六名干部被押到一个叫“末路村”的山区，关进政治犯看守所，关了约三个月才放。放出来后，张东海把话说明了：你们“在柬埔寨的国家中，搞国中之国，党中之党，柬共是不认同的。要革命就必须参加到柬共的革命队伍。柬埔寨境内是不允许什么外国人搞自己的什么革命的。”

1972年10月，华运的九名领导人在丛林里开会，决定解散华运。这些人往后怎么办，听北京的。周德高是九人之一，管和红色高棉联络，他留了下来。另外两名领导人当代表去北京，加上路上管勤务和医疗的，一共四人，11月下旬动身。这一路有一千多公里：要过敌机封锁的江河，穿原始森林，走胡志明小道，碰上翻车、轰炸和疟疾。到了河内，他们去见这里的中国大使王幼平，他当过中国第一任驻柬埔寨大使。他说：“你们的事我不想知道，自己回去解决。”

1973年春节前两天，四个人飞到北京。两位代表作了汇报，有关部门“没有任何表示”，安排他们去延安、西安、广州观光，还让他们探亲。这样过了两个多月。

4月上旬，回程的前一天，他们被叫去开会。一位姓田的领导人传达中共高层的指示：“中共当局已和柬共取得协议和裁决，将柬埔寨‘华运组织’的骨干和全部组织成员移交给柬共。”

两位代表事先完全没有准备，低着头说不出话。田问他们有什么意见。他们讲了西南地区抓人的事，讲了自己的经历，说柬共不可能接收，请中央取消决定，把人都接回祖国。田批评他们马列理论水平太低：“事物的发展不是静止的，柬共如果一时未答应接收你们，那你们就耐心等待嘛，他们今天不接收，明天就会考虑接收，革命的大门永远是打开的，不要把人家看得那么的僵死。”

两人还是不肯接受，其中一位几乎落下泪来。田板起脸说：

“不是我们甩包袱，这是党中央毛主席的伟大部署，你们只有接受，不能违抗。回去后要如实向柬共中央汇报，不能一哄而散。要不然，你们将会受到纪律处理。”

他们又问了最后一句：如果柬共最后正式通知不接受，能不能让全部成员回来？田说：

“祖国的大门，从此不会为你们而开，最多开一点点，让个别的人回来。”

第二天傍晚去机场，一位过去管华侨工作的穆女士送他们，路上同情地说：“你们碰上倾盆大雨了。”一位代表答：“大雨过后还有晴天，但我们今后再也没有晴天了。”

7月，四个人回到柬埔寨，向柬共通报了北京的决定。柬共很久没有回音，最后也没有接收。周德高记得，中共随后正式通知他们，从今以后你们和中共没有任何组织关系。他写道，从此他们成了“海外孤儿”，“任柬共刀俎宰割的鱼肉”，是“随时供牺牲的卒子”。

北京为什么这样做？政变之后，靠西哈努克这条路断了，北京把柬埔寨押在波尔布特身上，1970年一年就给了他三万人的武器。红色高棉容不下境内还有一个听北京指挥的组织，张东海已经说得很明白。要这个盟友，华运就不能再存在，这些人就得交出去。华运没有了，柬共要的就到手了，这些人它并不想要。所谓移交，只是北京不要他们了。

北京也不打算把人接回来。那时国内正搞文化大革命，从海外回来的华侨和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算作一类，有海外关系的人很多都挨了整。

他们只能留在丛林里。1975年4月，红色高棉打下金边，不准华运的人回城，也不让他们进公社。他们自己开荒种粮。周德高也说，柬共碍着和中共的关系，对他们还算过得去，比起被赶进公社的普通华人，他们算是幸运的。

公社里的华人也在求救。他们写给中国政府的求救信，被扣在驻金边大使馆，有的干脆交给了柬共，写信的人就这样被杀。难民后来说：“热爱祖国却被祖国遗弃，在侨胞有难时祖国不伸以援手，这种心情是怎样的难受和失望。”

田说的“最多开一点点”，到1977年开了。大使馆开出四个骨干的名单，请红色高棉放行。华运的组织关系断了，可周德高是中调部（中共的情报机关）的人，这条线还留着。这年4月，他被叫回北京汇报。他有两个堂表兄弟这时已被红色高棉处决。他写了一份报告，题目叫《路线和政策是党的生命》，照毛泽东思想的口径写，一点不留情地批评柬共，又请求中央救救被抛下的华侨。他的上级王涛发了火，说你太没有纪律，党叫你回来汇报，汇报完就行了，你还有没有中央？这年年底，他和妻子被打发到香港自谋出路。

周德高走后，1978年12月，张东海也被波尔布特杀了。他1954年被华运交给柬共，这时已经做到红色高棉商业部的部长助理。1979年越南军队打进来，华运活下来的人成了难民。周德高说，1973年还在华运名下的成员有七百八十人，到1979年，一百多人死在了丛林里。另有大约一百人从1974年底起陆续退回越南。几年后中越翻脸，他们几乎全被越南当作中国的第五纵队抓起来，有的关到1990年。

同一时期，越南驱赶华人，北京公开抗议，1979年2月出兵越南，外交部的照会里，理由就有越南“驱逐、迫害华侨”。

周德高到了香港，和中共断绝了关系，最后说：“我是个爱国的白痴。”他去了美国，在南卡罗来纳州格林维尔的公立学校当清洁工，一直干到老。2010年，中国驻柬埔寨大使宣称：“中国政府从未参与或干预民主柬埔寨的政治。”

2020年4月，周德高在洛杉矶去世，八十八岁。为他写讣文的朱学渊说，当年驻柬埔寨的中共外交官里还在世的，有人叹了一句：“我们对不起周德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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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天《柬埔寨“华运”代表回国详情》，华夏文摘，2012年10月27日（摘自《还历史真正面目》）
蓝天《柬埔寨华运（1970—1980）十年史话》，看中国，2013年1月4日
Wang Chenyi,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Relationship with the Khmer Rouge in the 1970s, Wilson Center, CWIHP Working Paper 88, pp. 25–33（引周德高、郭明、蓝天回忆）
程映虹《中共情报人员笔下的红色高棉》
Peasant Worker Communist Spy, Made in China Journal, 2022（引周德高《我与中共和柬共》，田园书屋，2007年）
蓝诗玲《毛主义》，洪慧芳译，麦田，2022年，“柬埔寨”一章
季鹏《毛泽东的骗术及反人类罪》
齐坚《红色高棉时期柬埔寨华人的遭遇》，《炎黄春秋》1999年
朱学渊《纪念柬埔寨华人志士周德高先生》，独立中文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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