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红岩》的人都记得,特务把竹签子钉进江姐的手指尖。这本书的主要作者叫罗广斌。他自己在国民党的牢里关了十四个月,自传里写的是“我没有受刑”。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他被造反派带走,二月十日死在重庆一座楼下的石阶上,四十二岁。从一九五〇年起,共产党这边一直在问他一件事:国民党杀了那么多人,你是怎么活着出来的?
罗广斌是四川一个富家的小儿子,同父异母的哥哥罗广文是国民党的兵团司令,手下十七万人。他跟着地下党闹学生运动,一九四八年三月入了党,两个介绍人里有一个是江竹筠,就是小说里的江姐。那一年重庆地下党的负责人叛变,供出了一大批人,罗广斌也在里面。军统在西南的头子徐远举不敢随便抓司令的弟弟,先找罗广文谈。罗广文怕弟弟落到小特务手里被随便杀掉,告诉徐远举,弟弟现在住在成都家里,“你可派人去找来管教管教”。九月十日,罗广斌被捕,押到重庆,先关渣滓洞,后转白公馆。
徐远举要的东西不多,只要他写悔过书出去。他不写。徐远举拿老虎凳吓他,最后下令给他戴上镣。一九四九年七月,他父亲和特务一起来谈放他出去,条件是保证“出狱后不再参加共产党的活动”。他不答应,留在了牢里。
那年十一月,解放军快打到重庆,蒋介石下令把关着的人杀掉。十四日,江竹筠和另外二十九人被枪决。二十七日,渣滓洞杀了一百八十人,白公馆杀了二十七人。
行刑之前,徐远举下过一道命令:放罗广斌。他后来供认,留着罗广斌是“作为特务机关对军阀罗广文的控制手段”。动手杀人的特务并不知道这道命令。白公馆的特务半夜撤走,只留下一个看守杨钦典,看着剩下的十九个人。罗广斌和难友们劝他:“放了我们,大家可以证明你的表现。”杨钦典开了门,十九个人一起逃了出去。这扇门是他们自己劝开的,可是徐远举确实下过令,这就成了罗广斌一辈子说不清的事。
到了五十年代初,抓到的特务一个接一个地供述,说罗广斌是他们放的。他说自己是越狱,特务说是释放,审查的人更愿意信特务。中共在重庆的负责人陈锡联调走前交代,罗广斌出狱可疑,应该审。一九五五年清查暗藏的反革命,组织部提审徐远举,徐远举承认罗广斌是他放的。查不出他叛变的实据,结论写的是“被捕期间无问题”。他人照常工作,却一直被“内控审查”,这个问题始终没有了结。后来运动越搞越紧,对他的怀疑又重了,一九五八年他被下放到长寿湖渔场。
这年十一月,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社长到重庆,约罗广斌写长篇小说,一起写的还有杨益言、刘德彬,都是和他一起坐过牢的难友。重庆市委组织部长肖泽宽马上把一直在查他的公安局“罗广斌问题专案组”的人和材料全调到组织部,“很快对罗广斌的政治历史作出‘没有问题’的结论”。罗广斌后来在交代材料里写,肖泽宽向他们传达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的指示,“规定小说主题”。
书一九六一年底出版,不到两年印了四百万册。一九六二年九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本书正好拿来给全国人上阶级斗争的课。
主题规定好了,书里的牢也就照这个主题写。竹签子钉指尖是编的。江竹筠受过刑,档案里记的是特务用筷子夹她的手指。一九六三年,重庆市博物馆复原刑讯室,一个姓张的职工负责做刑具。他后来对同事说,当年“没有人见过刑讯室及其刑具”,上级只说根据老同志的回忆和小说的描写,“竹签子钉进江姐指尖”。他“全凭想象”,最后拿了几根竹筷子削细,心里说:“就这样吧!”书里把这两座牢叫“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这也是编的。中美合作所是抗战时中美合办的情报机构,打日本人的,一九四六年一月就结束了。罗广斌他们关进去的时候,渣滓洞和白公馆是军统的看守所,和它已经不相干。
特务审讯时用过刑,临走杀了人,这些是真的。罗广斌自己除了戴镣,没受过刑。他解放后说:“渣滓洞犯人是士兵待遇,白公馆是尉官待遇。”文革时这话成了他的罪状。
一九六五年一月,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和合作者杨益言,要把《红岩》改成京剧。讨论时她要江姐不牺牲,也不入狱,理由是:“重庆都要解放了,还死那么多人,这是给我们党抹黑。”编剧汪曾祺后来才知道,“江姐不死”是毛泽东讲过的话。她对罗广斌说:“将来戏改出来了,小说也可以照着改。”罗广斌和任白戈立刻表态:“一定照办。”
她又交代,体验生活要坐坐牢。于是剧组和演员集体关进渣滓洞一个星期,由罗广斌、杨益言指挥,拖出去枪毙也真放枪。当年罗广斌真在这里坐过牢,这一回是他指挥别人演坐牢。
一九六六年初,江青把编剧叫到上海,见面就说:“我万万没有想到,四川党在那个时候还有王明路线。”王明是毛泽东最记恨的对手。这句话的意思是,小说歌颂的四川地下党,当年走的是错误路线。她下令重写,江姐换成解放军派来的干部。江青说这话的时候,四川地下党的人正一批批挨整。这些人原有约一万二千,一次次运动下来,到八十年代初只剩两千余人。
在一次座谈会上,公安部长谢富治说,他是头一个打进重庆的,到渣滓洞看过,照他对地形的观察,根本不可能逃出一个人。一九四九年那一夜,渣滓洞逃出十五个人,白公馆逃出十九个。汪曾祺事后对人说:“这不等于说,小说《红岩》的两位作者都是叛徒。”后来江青不让搞《红岩》了,她透了一句:“我问了别人,渣滓洞防范得那么严,能够越狱吗?”
党要这本书的时候,他的问题就先搁着;现在党不要这本书了,问题就原样翻了出来。保他的人这时一个个被打倒了。肖泽宽一九六三年因为批评省委领导,已被打成反党集团。文革一开始,帮他改书的马识途被打成“黑帮”,任白戈被罢官。一九六六年八月三日,“根据市委指示”,市公安局一天之内发出三份调查报告,把以前的结论全部推翻:他“在敌特面前低三下四,大屠杀时,向刽子手求饶”,“敌特明确宣布释放罗广斌,并非其‘越狱脱险’”。小说也成了“以吹捧刘少奇的‘白区工作经验’为目的的大毒草”。白区工作,指刘少奇当年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地下党,文革要打倒刘少奇,这段经历就成了罪。
这一年秋天风向变了。毛泽东支持造反,市委和工作组反倒成了挨批的一方。罗广斌起来造反,十月在解放碑和工作组公开辩论,辩赢了,成了重庆有名的造反派。他在年底对文联的干部说:“搞得好,我这次是大英雄;搞得不好,对不起,我是个大右派!”
一九六七年一月,重庆的造反派为夺权分成两派。二十四日,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那一派夺了市里的权,罗广斌带头反对。对方要打倒他,最现成的办法就是说他是叛徒,这时全国正在“揪叛徒”。一月三十一日晚上,重庆城里到处是传单和大字报,要打倒他,说他是“埋在山城革命造反派内部的一颗定时炸弹”。原来站在他一边的组织开始发声明:“我们和罗广斌没有关系。”
二月五日,一家人正在吃饭,夺权那一派的学生到家里来叫他走一趟。他开始不想去,后来说:“去就去,我又没有做什么坏事,有什么说不清楚的!”他被关进八一楼三楼,让他写“认罪材料”。
他往家里送过两张纸条。一张要衣服和香烟,有一句:“问孩子们好,祝永远革命!”一张要一个月的钱、粮票和两条香烟。
审他的人问的,还是他当年怎么从白公馆出来的。看管他的人后来说,“从5日被绑架到9日深夜,连续几十个小时不间断轮番逼供”。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八日,喇叭里广播《罗广斌该抓》,说他是“大叛徒”,他的“越狱”是编造的。九日他写书面检查,“写到解放前夕被释放的情节时,他就停止往下写了”。那天夜里十二点以后他才躺下,整夜翻来覆去。
十日早上八点多,他到三楼厕所洗脸。关他的人事后说,他把大衣、围巾、帽子挂在墙上,钢笔和手表放进大衣口袋,爬上窗台,喊了一声“共产党万岁!”,跳了下去,头撞在石阶上。
他的妻子胡蜀兴被接到八一楼。一伙人告诉她,罗广斌畏罪自杀了。她看到了遗体,“远远的,不准摸”。她要求先验尸再火化,没有人听,遗体匆匆送去了火葬场。
胡蜀兴说,一个要带钱和粮票去的人,“他凭什么要自杀?”他是自己跳下去的,还是别的原因,今天查不清了。查得清的是这五天:他因为反对夺权被抓,审他的人逼他交代一九四九年是怎么出来的,他写到这里停了笔,第二天早上就死了。就算是他自己跳的,也是被逼的。他在军统手里关了十四个月,活着出来了。落到造反派手里,五天就死了。
遗物里,一本《毛主席语录》下面压着一封写好的信,收信人是“江青同志”,标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信当即被收走封存。
一年多以后,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五日,江青接见四川的领导人,提到了他:“罗广斌是罗广文的弟弟,有人替他翻案,我们根本不理他。”
一九七八年,重庆市委重新审查。历史问题维持一九五五年的结论,他在国民党牢里没有问题。死因意见不一,最后写的是“受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开追悼会时连他的照片都找不到,家早被抄过,带字的纸和相片一张不剩,最后从亲戚家一张合影上把他的头像抠了下来。《红岩》这本书后来累计印了一千多万册,竹签子钉指尖这一段一直没有改。
二〇〇九年二月十日,八十一岁的胡蜀兴带着一儿一女去看他。墓园的草地上没有碑,一圈石头就是标记。她对记者说:“我一直有个疑问:罗广斌到底怎么死的?我不是要追究什么,要求什么,就是要一个真相。我年纪这么大了,别的我不关心,但这辈子就想知道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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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年,页 344–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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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漠《白公馆看守回忆》,《法制早报》2004 年 12 月
胡蜀兴口述《我的丈夫罗广斌》,《时代信报》2009 年 2 月 27 日
《罗广斌悲剧发生前后》,《重庆晚报》2005 年 5 月 29 日
王春华文,《中国档案报》2008 年 1 月 4 日
慕津锋《红色经典小说〈红岩〉的创作历程》,中国作家网,2024 年
卢淼《出版档案揭示的〈红岩〉问世波折》,《炎黄春秋》2004 年第 2 期,页 18
裴毅然《前后“十六字方针”:白区地下党的宿命》,《二十一世纪》2014 年 8 月号(总第 144 期)
《江青十年讲话汇编(1966—1976)》,1968 年 3 月 15 日接见四川省革筹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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