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课本里有一篇方志敏的《清贫》。他写自己一九三五年一月被俘那天，两个国民党兵在树林里发现了他，指望在他身上搜出一千或八百大洋，发一笔意外之财，“哪知道从我上身摸到下身，从袄领捏到袜底，除了一只时表和一支自来水笔之外，一个铜板都没有搜出”。他还写，自己十余年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这些钱从哪里来，在赣东北省苏维埃做过财政部副部长的谢文清写过一句：“起初，红军和赤卫队在苏区内部打土豪罚款子，后来苏区内部的土豪打光了，就到白区去捉土豪，要他们用钱来赎人。”

信江苏维埃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成立时，定下的规矩里有一条：“统一财政收支，凡军政机构之打土豪罚款，统一政府入库。”

红军一九三〇年打下景德镇，没收豪绅和当铺的黄金八十多斤，用了八十匹马往苏区运；一九三一年打下福建崇安，部队每人背一百块银元，挑夫挑五百块，马背上也驮着，回了苏区。

苏区边上的特区过界去捉白区的人。苏四妍一九三二年三月被县委派到上横特区做白区工作，化名黄秀珍。特区打老虎塘的一家土豪，死了五六个当地的群众骨干。不久她打听到这家的儿子要大摆筵席办婚礼，报告了特区。

“当夜县独立营、精干连袭击了这家土豪，把宴会闹得一塌糊涂。这个土豪平时横行乡里，民愤很大，当场被我军镇压。把新郎公、新娘也双双押到南塘江家扣押，罚款四百‘花边’。结果拿了三百多块，剩余部分实在拿不出，就捉了他家的四十多只鸬鹚来抵偿，才让他家把人赎回。”花边是当地人对银元的叫法。

苏区养着各级政府和一支军队，贫困山区的出产供不起。谢文清一九五九年接受访问时说，刚开始革命的时候，因为有土豪可打，经济很乐观，后来土豪打光了，就一天天困难起来。

中央苏区来的红七军团一九三四年七月开到赣东北，同赣东北的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方志敏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刘畴西任总指挥。十一月，红十军团进入皖南。

皖南旌德县城里住着一对美国传教士，中华基督教内地会的师达能和妻子史文明。九月，女儿海伦在芜湖的医院出生。旌德的县长九月就告诉过师达能，邻近各县常有红军活动，劝他开春再来。十一月二十三日，一家三口还是从宣城搬去了旌德，县长说只能暂住。

县长十二月六日一早得到报告，红军正朝旌德来。七点，他派商会会长去叫师达能马上走；八点过后，又派人去催。师达能夫妇也听到了风声，正在收拾东西，红军已经进了城。师达能把门闩上，和妻子、厨子一家、一个轿夫跪在一起祷告。

后院的门先被砸开，接着有人砸大门。师达能开了门，招呼进来的四个人。他们起初客气，要值钱的东西；师达能说想要什么都可以拿，手表、钟、手电筒、照相机都给了他们。他们要钱。师达能说家里的钱不多，是上海定期汇来的生活费，把身上的大约五十块钱给了他们。他们要更多，搜他的身，搜不出了，就要他跟去司令部见他们的长官。师达能和妻子站在一起祷告，红军在旁边等着。上午十一点半，他跟他们走了。

红军把屋里的东西翻了一遍，打成捆，问厨子太太在哪里。她在房里抱着孩子。厨子跟他们讲理，说他们已经带走了师先生，为什么还要带他太太，她是个女人，两个月前才生了孩子，吃不了这个苦，求他们留她下来，也积一点德。红军反问厨子是什么人，这关他什么事，他是中国人，他们是外国人，他跟他们有什么关系；枪口对着两个佣人。

史文明抱着海伦走到房门口，在台阶上坐下。他们要她也跟走。她跟他们讲理，不行。他们说，给钱就不带她走。史文明把孩子交给女佣梅嫂，从口袋里掏出几张钞票给他们。他们又要美国钱。她没有。他们说没有美国钱就得走。厨子求他们，太太要走，就让她和先生在一起；他们答应了。两个佣人想跟着，被枪拦住，从此没有再见到她。后来师达能回来过一趟，拿孩子的尿布和一点吃的，屋里值钱的东西已经没有了。他安慰梅嫂不要怕，今晚跟李妈一起睡。

当天，师达能在被扣押的地方给上海的内地会总部写了一封信，说他和妻子、孩子今天在旌德落在了共产党手里，对方要两万元才放人：“Their demand is twenty thousand dollars for our release.”他写，所有的东西都在红军手上，今晚还有一顿饭吃；事情来得太快，传言变得可怕之后几个小时红军就进了城，他们来不及走了。信的末尾写，无论是生是死，愿上帝得荣耀。这封信当时没有送到上海。

那天夜里，一家三口关在县衙。第二天凌晨四点，红军开拔。到庙首有十七英里山路，史文明骑马，师达能背着海伦走。路上见过他们的人后来告诉厨子，两个外国人没事，太太骑着马，先生走路背着孩子，一路还对路人笑。

到了庙首，红军在镇上抢东西，夫妇两人被允许在一家兼做邮局的铺子里歇一会。店主给他们水果。史文明吃了，劝丈夫也吃；师达能用这点时间又给内地会写了一张便条。店主问他们要被带到哪里去，师达能答，我们去天堂：“We're going to Heaven.”当晚，两人被带到一户有钱人家的里屋，师达能被绑起来拴在床柱上，史文明可以照看孩子。

红军八日上午十点在街上贴出告示，叫全镇的人来看“洋鬼子”怎么死。一个姓张的卖药人听到告示，跪下来求他们放了这两个外国人，不肯起来。红军把他也绑了，说他和洋人是一伙的，在他家搜出圣经和赞美诗。

镇街尽头有一座小山。夫妇两人被押上山，在山顶被刀砍死。

红军撤走时，尸体留在山上。卖药人被带走，在下一个村子杀了。他没有家人。

海伦留在那户人家的里屋。红军本来也要杀她，镇上有人求情，说这个孩子没有害过谁，也害不了谁，留在那里反正自己会死。

国军到了，红军退走。红军进庙首那天被先头部队抓过、靠那个姓张的卖药人说他刚搬来才放了的传道人罗某，带着家人在山上躲了两夜，这时回镇上找尸体。有人说，还有一个孩子活着。没有人敢带路，怕惹上红军，最后一个女人指了那户人家。他进屋，听见孩子在哭。孩子裹在睡袋里躺在床上，屋里没有人。从父母被反绑着带走，到他进屋，她一个人待了大约二十五个小时。

他把孩子抱给妻子，又和一个姓王的老太太和她儿子上山，用布把两具尸体裹好，装进棺材。三英里外，国军和红军在交火。

罗太太在孩子衣服里找到十块钱，是父母藏的。罗家自己的钱已经被抢光，就用这十块钱雇了一个挑夫：扁担一头的篮子里是海伦，另一头是罗家四岁的儿子，他在山上冻病了。头两天，路上的中国母亲轮流给海伦喂奶。到泾县，罗用孩子的钱买了一罐奶粉。十二月十四日晚上八点，孩子到了芜湖，这是她被红军捉走的第九天。同一天，新泽西州的师达能父亲收到电报：“STAM BABY SAFE WUHU”。

后来编的一部中共党史大事记，在这年十二月下面记了一笔：“方志敏、劉仇西軍一千五百人自浙江之淳安、昌化侵入安徽，陷旌德。美傳敎士斯坦夫妻被殺。”斯坦就是师达能，劉仇西就是红十军团总指挥刘畴西。

方志敏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七日在江西玉山被俘，押到南昌，关进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同一个月，师达能夫妇的棺木迁葬到芜湖城外的外国人公墓。二月，南京的外交部复文美国公使馆，说国军十二月在谭家桥俘虏的红军里，有四个士兵供认杀了师达能夫妇，已经军法处决。美国驻华代办高思看了供词，四个人只说自己是红七军团的士兵——就是编进红十军团的那支部队——带头的说是“acting under instructions”，照指示办的；审讯记录里，没有人问过指示是谁下的。

被俘四个月后，五月二十六日，方志敏在囚室里写《清贫》。文章的开头是：“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余年了。在这长期奋斗中，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的用之于革命事业。”他接着写自己家里还有没有财产：“去年暑天我穿的几套旧的汗褂裤，与几双缝上底的线袜，已交给我的妻放在深山坞里保藏着——怕国军进攻时，被人抢了去，准备今年暑天拿出来再穿；那些就算是我唯一的财产了。”

八月六日，方志敏在南昌被处死。

这篇文章选进了小学课本。文章的最后一句是：“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谢文清《赣东北苏区的经济情况》、苏四妍《回忆上横特区的工作》、赵火福《五年军事生活的片断》、聂洪钧《关于闽浙赣红军和地方武装的几个问题》、邵式平等《闽浙皖赣（赣东北）党史》，载方志敏、邵式平等著《回忆闽浙皖赣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1、350、353、354—355、361—362页
——方志敏《清贫》，转引自温济泽《我心中的方志敏——纪念方志敏烈士就义60周年》，《炎黄春秋》1995年第8期，第8、10页；又见《浙江日报》2011年6月11日第11版《清贫（节选）》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增订本）第二编：江西时期》，中文图书供应社，1974—1975年，第731页
——John C. Stam 1934年12月6日信（Robert Hall Glover 1935年1月8日信附转录）、George Birch 1934年12月28日致Stam家信（六页）、Glover 1934年12月14日电报，惠顿学院档案馆 Stam Family Papers（Collection 449）；及惠顿学院档案馆网页 “Stam Baby Safe”: Remembering John and Betty Stam，2019年12月3日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35, The Far East, Volume III, Documents 657–658, pp. 672–675
——任伟《“打土豪”：红军早期粮食的获取及其困境》，《二十一世纪》2016年2月号，总第153期，第65、70页（转引1959年1月27日谢文清访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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