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八日是星期天，离六四还有七天。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在家吃过午饭，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位副主任的电话，说常委找他谈话，要他马上去。鲍彤说，得先找司机，可能晚一点到。对方说：“不必了，中办派车去接你。”他觉得有点怪：没说是哪位常委，常委找他，也用不着通过中办的副主任。

到了中南海，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长宋平和他聊了几句天，问他最近在忙什么。他说最近很忧虑，不知道学潮这样僵着，到底该怎么解决。对方问：“那你现在安全不安全啊？”他说没觉得有什么不安全。对方又说：“是不是应该找个地方，安全一点，保护一下，因为现在很多学生要找你？”他说没有学生找他，自己家就住在复兴医院边上的部长楼，晚上不回家，就住在中南海勤政殿的办公室，那是最安全的地方。对方说：“恐怕还是考虑考虑住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好些。”他说：“谢谢你的关心，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分手的时候，宋平和他热烈握手，鲍彤后来说，“手握的非常紧，当时没有任何预兆”。差不多同一个时候，有人在搜查他的办公室。

出门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车没了，换了一辆，“这辆车我看到的号码是：GA 公安”。他心里明白，那是公安部专门运送囚犯的车。左右各一个人，说：走吧。他坐进后排，左边、右边、后边又各上来一个人，前面是司机和一个拿对讲电话的人。前头还有一辆 GA 的车开道。街上到处是学生和市民，有的在游行，有的在演讲，车走到哪里不通就拐个弯，再走，他很快就分不清方向了。最后到了郊区，看得见山，进了两道铁门。三个人站在车边迎他。他问：“这里是不是秦城？”对方说是，一个是监狱长，一个是监管处处长，一个是监管科科长。他问是不是要找他谈什么事，他们说，不会有什么事情。他说他很疲劳，想睡觉。他的屋子大约十平方米，除了一张床什么也没有，“所谓床呢，就是两条长板凳上面一块木板。那是夏天5月28号，我很累，躺在床上我就睡着了。”晚饭的时候，他说要给家里打个电话，告诉家里不回去吃饭了。他们写了一张纸条，叫他照着念，大意是组织上为了他的安全，叫他在一个地方待着，家里不要挂念。他一个字一个字照着念了。

鲍彤一九三二年生在浙江海宁，在上海读的中学。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军还没进上海，十六岁的他在地下党宣誓入党，誓词里有一条是“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机密”。四十年后，他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十三大的政治报告是他主持起草的。他还是政治局常委唯一的政治秘书，常委开会，他照例列席。一九六八年，他被“革命群众”抓进牛棚关过一年。所以这次一进秦城，他头一件事就是向看守要书：党章、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还有中央一九八〇年定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三年以后，法院判他的头一条罪，叫“泄露国家重要机密罪”。

事情要从十一天前说起。五月十七日下午四点，政治局常委到邓小平家里开会，杨尚昆列席。邓小平拍板，调军队进京，实行戒严。李鹏在日记里记下了邓小平的叮嘱：“戒严一事，在公布以前要绝对保密，以便军队顺利进入北京。”接着是一句：

“你们常委办公室里有奸细。我倒要看看，这次是谁走漏消息。”

赵紫阳后来在录音里说，这次会上，李鹏提出常委开会的内容经常有人泄露出去，内部有坏人，“鲍彤就是一个”。赵紫阳反问他：“你这样讲要负责任，你有什么根据？”李鹏说，他有根据，以后告诉你。鲍彤不在场。那一阵常委开了两次会，四月二十四日晚上一次，五月十六日晚上一次，都没有通知他这个政治秘书列席。

当天晚饭前后，赵紫阳叫他到家里去。赵紫阳说，下午常委开会作了决策，“什么决策，这是机密我不能告诉你”；常委批评他五月四日的讲话把事情闹大了，他保留了意见，以他现在的认识执行这个决策，肯定不得力，他想辞职。“你帮我马上起草一封辞职信。”鲍彤回办公室写好送来，赵紫阳看了，一个字没改，说可以。赵紫阳叮嘱他注意保密，又说：“有人对我说，你嘴巴不严，已经泄密了。”鲍彤很委屈，说：“这准是李鹏同志说的。”赵紫阳说，他问过李鹏有没有根据，李鹏说有根据，现在不说，以后再说。当天夜里常委碰头，赵紫阳说他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杨尚昆说：“现在不能提这样的事，人事格局不能动。”辞职信还没分发出去，杨尚昆就知道了，打电话再三劝他收回。第二天，信收了回来。

那天晚上八点多，鲍彤离开中南海，回到研究室。室里正好有十三个人在加夜班，他把大家叫到一起，讲了几句话。四个月后，他在秦城写交代，凭记忆把这几句话写了下来。他说，今天也许是他最后一次同大家一起开会了，有人说他是黑手，是坏人，插手学生闹事，有人说他泄露党和国家机密。接着他说：

“于谦有两句诗：‘碎骨粉身都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我扪心自问，没有做过坏事，没有违反过纪律。我是清清白白的，今天正好有13位同志在座。据说：‘最后的晚餐’也是13个人。我当然不是耶稣，同志们也不是犹大。我只希望同志们冷静，守纪律，不要冲动，千万不能惹事。给我惹事事小，给紫阳同志惹事事大。”

他说完就散会了。他后来写：“我没头没脑讲了这一通，所有的同志都愣了。”

十点多，研究室综合研究局的副局长高山回来了。开会的时候他不在，听同事阎军讲了会上的情况，猜出赵紫阳要下台了。他直接走进鲍彤的办公室，开门见山地问：“紫阳下来是什么范围知道？”鲍彤说：“范围很小。”

五月十九日上午，邓小平家里又开了一次会。这次除了李鹏、姚依林、乔石三位常委，还有陈云、李先念、杨尚昆三位元老和解放军三总部的头头，赵紫阳不在。李鹏的日记记下了邓小平这样一段话：

“知道在前头闹的勇敢分子，不是核心人物，真正的核心是那些摇羽毛扇的。要让这些核心的人，在戒严时期露出头来。赵紫阳周围的人还要搞名堂，这很危险。鲍彤先隔离起来，切断他的对外联系。”

陈云插话：“该隔离的，不只鲍彤一个，搞内外勾结的还有若干人。要立即采取措施，打乱学生的指挥系统。”

这天晚上，鲍彤是从电视上看到军队进城的。戒严令，他是二十日公布以后才知道的。

二十日上午，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所长陈一谘来找他。两个人谈了半个到一个钟头，他发了一通牢骚，讲了几件听来的李鹏的闲话：儿子喝醉了酒打人，总后勤部给他修休息室花了一百万，夫人在国外丢了一件不值钱的首饰还跟人交涉。陈一谘一走，他就后悔了，马上叫高山专程去找陈一谘：“千万不能捅出去，一捅出去，不仅给我招麻烦，还可能给紫阳同志添麻烦。”陈一谘那边后来还是写了传单。鲍彤后来说，当时在场的人都说鲍彤没讲过赞成发传单的话，只有一个人说，“似乎好像鲍彤赞成陈一谘发传单”。

二十四日，他替赵紫阳起草了最后一份发言稿，准备赵紫阳在政治局会上挨批时用。二十六日，他最后一次见到赵紫阳。那几天，北京在传有一个赵紫阳、杜润生、安志文、鲍彤的“四人集团”，香港报纸说有个“鲍彤反革命集团”。他找不到高山，碰上另一个同事，就对他说：“我现在有一种预感，好像我要出什么事。”

二十七日晚上，常委开会，决定由乔石、宋平筹备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央全会，解决赵紫阳的问题。李鹏的日记接着写：“会议决定对赵紫阳的秘书、有重大泄密嫌疑的鲍彤进行审查。”他还写，虽然还没有完全掌握这场动乱的“指挥系统”，可是“一条重要的线索是以赵紫阳为总后台，他的秘书鲍彤所亲自领导的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这是中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总指挥部”。第二天就是五月二十八日。

五月三十日，他要的书送来了。三十一日，他照着这几样文件，给政治局常委写了一封信，说这是“文化大革命”里“隔离审查”的做法，把一个党员、一个公民不经法院判决就送进监狱，违反党章，违反宪法。他在信里写：“今天发生在我的身上，明天就可能发生在你们的身上；今天发生在一个人身上，明天就可能发生在许多人身上；文化大革命就是教训。”信送上去了，石沉大海。

六月初，专案组的人来了。他们把话说得很明白：“主要是让你回忆回忆赵紫阳同志的问题。什么都可以谈，不要有顾虑，他现在不是总书记了。”鲍彤回答：

“赵紫阳同志有什么问题？他不是总书记，我感到非常可惜——主要不是为他个人可惜，而是为党可惜。我认为，紫阳同志是一位难得的领导人。”

从那以后，专案组再没有提这个“主要问题”，只叫他报流水账：从胡耀邦去世到他进秦城，四十多天里每天见了谁，讲了什么。

六月二日，赵紫阳对来家里谈话的王任重、丁关根说，鲍彤有问题可以审查，但要按党章和法律手续办，“党组织没有权力剥夺他的人身自由，组织部长更没有这个权力”。六月四日以后，监狱不给鲍彤报纸了，他天天要，天天不给。到了八号、九号才给，他才看到报上说是“平暴，平定了暴乱”。六月十日，有关部门给他补办了“监视居住”的手续。他就在秦城监狱里被“监视居住”。十七日，王任重又到赵紫阳家，告诉他，现在对鲍彤是监视居住，合乎法律手续。

七月的一天，武警送来一份过期的《人民日报》。头三版登的是北京市长陈希同六月三十日代表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报告，里面写：

“17日晚，鲍彤召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部分人员，在泄露了即将戒严的机密之后，发表了‘告别演说’，警告与会者不得把会上密谋策划的情况透露给别人，否则就是‘叛徒’，就是‘犹大’。”

他的妻子蒋宗曹一直在记日记。七月七日那一天，她写，四十一天里，“我仍然不知道谜底，不知道鲍彤为什么被捕”，现在谜底揭晓了。她又写，说鲍彤是向研究室的一屋子人“泄密”，“那就必须由与会者出来作证”。那天夜里，她写道，“托陈希同这个代表国务院向人大常委作的报告的福，我安然酣睡了个安稳觉”。鲍彤看到报纸的当天，就给中央写了第二封信，要求和国务院对质。他说，报告里说他泄密、密谋、警告别人，这三句话没有一句是真实的：“我根本不知道要戒严，怎么能泄密呢？”这封信也石沉大海。

一九九二年一月，他在秦城关了两年多以后，才被正式逮捕。他后来说：“这个人还没有逮捕，已经在监狱里面坐了三年牢了，这不可笑吗？”四月十六日，中纪委派人到秦城，宣读政治局开除他党籍的决定，说他“已严重触犯刑律”。这时法院还没开庭。他问：“我到底犯了什么罪？”宣读的人拍了一下桌子：“你自己还不清楚？！”他也拍了桌子：“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就是这样办事的？这就是你们的工作作风？！”

七月二十一日上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不公开审理，下午公开宣判。他的妻子和女儿只被允许听宣判那十分钟。判决书认定他泄露的机密，一个字也没有提戒严。那天晚上在场的十几个人，没有一个被叫上法庭作证。判决认定的泄密是这样一件事：

“二十二时许，当该室干部高山（另案处理）得知鲍彤的讲话内容后，就国家的一个重要机密情况问了鲍彤，鲍彤向高山泄露了国家重要机密。”

是什么机密，判决书没有写。鲍彤后来说，法院拿出一份中央办公厅盖了章的证明，认定赵紫阳即将去职是国家机密。他的助手吴国光读过判决书和律师的辩护词，说整个泄密罪，就是“范围很小”这四个字。另一条罪是反革命宣传煽动，鲍彤说，凭的就是那一句“似乎好像”。两罪并罚，七年。法庭上有人全程录像录音，大约三个小时。审完以后，鲍彤问法官：“入档吗？”法官说：“要入档！”他问：“多久？”法官说：“永久保存。”

他第二天就上诉了。七月三十一日，赵紫阳的老朋友宗凤鸣来看李锐，带来一个消息。李锐当天在日记里记下：“鲍判七年乃邓大人所定，本来高法、高检意见都已圈过，到邓处卡住。”上诉不到十天，二审就开了，地方是秦城监狱里的一间屋子，三位法官、两位检察官和他，两位律师没能到场。八月六日，维持原判。

赵紫阳一直被软禁在家。后来他和人谈起鲍彤，说：“鲍彤有什么事？查清了什么事也没有。”又说：“原来搞鲍彤是为了搞我的问题。以为我和学生私通，还通过鲍彤和外国人私通。结果什么也没有。”

——鲍彤口述，张敏采访《秦城监狱的8901号囚徒——鲍彤》，自由亚洲电台2001年，https://t.co/MZkvkRpNuK 2013年转载
——鲍彤接受美国之音张楠专访（2009年），《鲍彤文集：二十一世纪编》，新世纪出版及传媒有限公司，2012年，第354—357、360页
——鲍彤《在学潮和动乱期间言行的交代》（1989年9月写于秦城），香港《信报》2001年4月22日发表，https://t.co/HCMCfqmzKD 转载
——《鲍彤答张伟国六十问》，北京之春网站转载
——鲍彤《由李鹏泄密引起的思考》，自由亚洲电台2022年
——鲍彤《中国的忧思》第2版，太平洋世纪出版社，第76、80—83、291、322—324、334页
——鲍彤口述，姚监复整理《秦城监狱的秘密审判秘密判》，《开放》2008年7月号
——鲍朴《坦荡怡天寿——我的父亲鲍彤》（内引《鲍彤自述》、蒋宗曹日记），2022年11月，https://t.co/7DxuxXe1a7 转载
——《李鹏六四日记（勘校本）》，网络整理本，1989年5月17日、19日、27日条
——赵紫阳《国家的囚徒：赵紫阳的秘密录音》，时报文化，2009年，第61—62、70—71、84页
——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修订版，特区文化图书，2004年，第576页
——《李锐日记抄本全集》，胡佛研究所藏，李南央整理，1992年7月21日、31日条
——陈希同《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1989年6月30日，维基文库
——新华社《鲍彤一案终审裁决》，《人民日报》1992年8月7日第2版
——Asia Watch, The Trial of Bao Tong（附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英译），199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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