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夏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几份处分党员的决定草案，要常委批准。其中一份建议开除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所长苏绍智的党籍，罪名之一，是他“不承认马列主义是科学的科学”。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以十三大文件起草小组组长的身份列席。他后来写，自己“不揣冒昧，插了句嘴”：

“恩格斯也不承认有‘科学的科学’。”

赵紫阳问列席的中宣部长王忍之：经典作家对“科学的科学”持什么观点？部长从座位上欠身起立，支支吾吾。同时列席的还有两位老理论家，鲍彤写，他们“似乎碰巧都没有听见，紧闭嘴巴，不帮年轻人解围”。赵紫阳说：“既然没有弄清楚，常委怎么能批？不要闹出笑话来。你们这些决定，今天不讨论了。”鲍彤记得，从那以后，中央办公厅安排的常委议程上，再也没有“理论案子”了。

鲍彤说的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的意思：有了各门具体的科学，就“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苏绍智这个人，偏偏就是研究这些的。他是经济学出身，五十年代起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九七九年中共开理论工作务虚会，他在会上说，中国还不能算建成了社会主义，顶多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一九八二年起他当马列所所长，所里办了一个内部刊物《马克思主义研究》，把各国的马克思主义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都介绍进来。他的看法是，马克思主义是研究的对象，不是教条。管理论的胡乔木、邓力群，从那时起就记着他的账。

这本账是真有的。邓力群控制的中央办公厅研究室里，有个叫李元明的人告诉苏绍智，室里有一间保密室，专门收集他们这些人的材料。李元明开玩笑说：“你要出你的全集，这里最全，不但有公开出版的书、文章，还有内部讲话的录音。”一九八六年底学生上街，一九八七年一月，北京市委副书记徐惟诚在全国出版会议上说，社科院研究生要闹事，“他们的后面是马列所的老家伙，于光远和苏绍智”。社科院副院长赵复三去研究生院查过，根本没有这回事。徐惟诚那天还说：

“就是要穿小鞋，要影响一辈子！”

一月，胡耀邦辞去总书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开始了。赵紫阳后来在录音里说：“邓小平提出要开个名单，对自由化的人一个个作出处理。”方励之、王若望，邓小平早就决定开除，刘宾雁也一起开除了。接着又有两份不署名的“白头文件”印发下来，苏绍智说，内行人一看就知道出自邓力群的研究室。文件把一批学者的文章摘出来，和学生的大字报并排，暗示学生是受了他们的指使。苏绍智查了一下，光一份材料里摘他的就有十处。名单一批一批往外传。据苏绍智听说，第二批十个人里有他，也有鲍彤。

赵紫阳能做的，是拖。他后来说：“我只能采取拖的办法来对付。”名单要书记处讨论，他隔一段时间才开一次会，每次只讨论几个人，讨论不完，留到下次。苏绍智说，元老王震不断催赵紫阳，又一再去找邓小平问，为什么还不处理。到了那年夏天，七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书记处在北戴河开会讨论第二批名单。赵紫阳说来得仓促，只带了四个人的材料：吴祖光、王若水、苏绍智、张显扬。吴祖光、王若水劝退，张显扬开除。讨论到苏绍智，赵紫阳和他并不认识，据说只讲了一句：“苏写了一些文章，对改革开放起了好作用”。赵紫阳后来说，是他提议改成撤销所长职务、保留党籍。党籍保住了，党内外的职务都撤了。

八月十日，赵复三向苏绍智宣读了书记处的决定。苏绍智交了声明：决定不符合事实，也没有经过他的党支部，不符合党章。半个月没有回音。八月二十八日，中纪委的正式处分决定下来了，不但没改，还在“在1986年他发表文章，藉口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这句话前面，加了几个字：“九年来，特别”。三中全会开在一九七八年底，到这时正好九年。这样一来，从三中全会以来他写的文章、做的讲演，全都算了进去。各所的所长不服，有人向院党委抗议。九月十八日，赵复三在会上解释说，“九年来”是“几年来”的错印。苏绍智又写了一份补充说明：把“几年来”印成“九年来”，正说明中纪委处分一个党员是多么轻率。

一年以后，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中共开会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苏绍智在会上发言，点名批评胡乔木，把邓小平发动的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两场运动都批评了，还要求给王若水、于光远这些挨过批的人平反。发言在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登了出来，中宣部马上发通知，不许任何报刊转载。后来从上面传出话来，薄一波拿着发言稿去见邓小平，说苏绍智批评你，建议开除他的党籍。邓小平说：

“批评我有什么不可以，不要纠缠在这件事上。”

又过了半年。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三日，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苏绍智和严家其、包遵信在北京大学贴出大字报，号召知识分子上街声援。五月二十八日，鲍彤被叫去中南海“谈话”，一去就进了秦城监狱。六月三日早晨，一群知识分子在严家其的研究所里开会，苏绍智说，镇压是必然的，要撤退。作家柯云路当场说他是机会主义。那天夜里，军队开了枪。六月，苏绍智到了国外。二〇〇四年，他读到一篇分析文章，才想明白一九八八年邓小平为什么那样大度：一九八七年登报开除方励之他们，反而让三个人名声更大，所以邓不想再来一次，而是等时机，一举把反对力量收拾干净。苏绍智写，他“十分同意”这个分析。

一九九〇年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第二版登出长文批判苏绍智，题目叫《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面目的大暴露》。文章说，一九八七年社科院撤了他的职，“并对他再三进行耐心的批评和帮助”。现在他的问题，已经“发展为直接在政治行动上煽动动乱”。三年前那种理论上的罪名，文章也照样在用：苏绍智说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思想方法和社会科学有它的地位”，文章说，这“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灵魂的阉割”。

鲍彤还关在秦城。一九九二年四月十六日，中纪委派人到秦城，向他宣读政治局开除他党籍的决定，说他“已严重触犯刑律”。鲍彤问：“我到底犯了什么罪？”宣读的人拍了一下桌子：“你自己还不清楚？！”鲍彤也拍了桌子。那年七月，北京市中级法院以“泄露国家重要机密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他七年，高级法院驳回上诉，裁定书上写着“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赵紫阳那时已经被关在家里三年多了。那年秋天，老朋友宗凤鸣把裁定书拿给赵紫阳看，赵紫阳说，这个判决书矛盾百出，“审判鲍彤时连证人都不让出庭”。说到自己被定的结论，赵紫阳说：“只戴帽子，没有事实，就处理人，真是一大发明。”

一九九六年鲍彤刑满，又被关了十一个月才放回家，家门口从此有人守着。二〇〇三年二月，苏绍智的夫人胡鑑美写信给胡锦涛，请求让他们回国。信由李锐的女儿转给了李锐，他是毛泽东当年的秘书，这时八十多岁。李锐在日记里摘了一句：“远适异国，昔人所悲，要落叶归根”。四月七日，李锐把信转给了曾庆红，在日记里写“表示支持”。同一天下午，鲍彤的妻子蒋宗曹来看李锐，送他一本鲍彤出狱后的文集，说家里一直被严格监控，门口经常有六个人，车多的时候有三辆。七月三十一日，李锐的日记里又有一句：“谈苏绍智不能回国事”。

二〇〇四年四月，七十一岁的鲍彤写了一篇怀念赵紫阳的长文，把一九八七年夏天那次常委会写了进去。他写，赵紫阳任内，政治局、常委、书记处“没有讨论过一个政治犯的案子，一个也没有”；常委对公检法的要求只有“依法”二字，“今后常委也不讨论量刑”。他接着写赵紫阳立下的那些规矩：

“第三代核心一上台，也许是为了和赵紫阳划清界限吧，这些由政治局确立的制度，好像立即失去了约束力，被扔到垃圾桶里去了。”

他又写：“赵紫阳下台后，许多事情不是前进了十多年，而是倒退了十多年。”“党管重大政治犯的逮捕和判刑，党管新闻出版的审查和封杀，恐怕早已成为‘稳定压倒一切’的核心内容了吧。”

——鲍彤《咫尺天涯念紫阳》（2004年4月9日），《鲍彤文集：二十一世纪编》，新世纪出版及传媒有限公司，2012年，第188—190页
——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特区文化图书，2004年1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第331页
——赵紫阳《改革历程》，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第213—214页
——苏绍智《超越党文化的思想樊篱——我如何在八十年代由马克思主义信仰者转变为研究者》，独立中文笔会2020年1月10日转载
——亚衣《马克思主义和中国——访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苏绍智教授》，独立中文笔会转载
——马理铭《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面目的大暴露——评苏绍智在海外的若干言论》，《人民日报》1990年4月24日第2版
——鲍朴《坦荡怡天寿——我的父亲鲍彤》（2022年11月14日），引《鲍彤自述》
——宗凤鸣记赵紫阳1992年10月谈话及所录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书
——鲍彤答问，《中国的忧思》第2版，太平洋世纪出版社，第98页
——《李锐日记抄本全集》，胡佛档案馆藏，李南央整理，2003年2月25日、4月7日、7月31日条
——恩格斯《反杜林论·引论》，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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