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0日,罗大佑在台湾接受采访,猛烈抨击民进党,痛骂赖清德和卓荣泰,甚至指责台湾已经成为让人不敢讲话的社会。
一个音乐人批评执政者,无可厚非。但一边公开痛骂总统,还安然无恙;一边又声称人们不敢讲话。这画面就颇诡异了。
罗大佑当然有批评民进党的自由。台湾民主化几十年,恰恰为这种尖锐甚至粗俗的政治表达提供了空间。可这位以反叛和批判闻名的音乐人,却没见以同样的愤怒,面对海峡另一边的权力?
他曾经用音乐质问时代,唱出了几代人的迷茫、愤怒与乡愁。那些作品有过真实的批判锋芒,也使他获得了巨大的声誉。然而,当一个艺术家已经拥有足够的名望、财富和社会影响力后,人们自然会更加关注:他的批判是否仍然遵循同一套价值标准?
在台湾,他批评总统可以成为新闻,可以引发争论,但仍然可以继续公开演出。在大陆,公开批评最高权力者试试看……这种差异,罗大佑这样的资深文化人不可能毫无认知。
他知道在台湾骂赖清德,赖清德拿他怎么样?不能。他知道在大陆骂体制,下场是什么,他比谁都清楚。所以他的选择不是勇气的选择,是账本的选择。
把能够公开痛骂执政者的地方描述得暗无天日,却对那些真正限制公开批评的政治环境置若罔闻;
这很容易让反叛沦为一种没有风险的姿态,让愤怒成为一门能够获得掌声的艺术。
在一个把言论自由踩在脚下的社会里唱歌赚钱,用他的嗓音给那个社会的夜晚镀上一层温柔的怀旧之光,让人觉得专制的日子也能听着老歌过日子。这歌声只负责抚慰伤口,却始终回避造成伤口的现实,这何尝不是对专制的一种粉饰呢,这粉饰和助纣为虐又有多大差别呢……
如果反叛只发生在安全的地方,愤怒只指向不会惩罚自己的权力,那么这种反叛究竟还剩下多少值得尊敬的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