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历史决议给华国锋列了几条错误，其中一条是“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老干部里头一个就是邓小平。从那以后，讲起邓小平一九七七年怎样复出，通行的说法是，“四人帮”倒了，华国锋还抱着“两个凡是”压着他，靠老同志们一再力争，他才出得来。这个说法同当年留下的信件、批示和会议记录对不上。抓“四人帮”的当月，华国锋就在政治局宣布请邓小平出来工作。邓小平给华国锋写过两封信，头一封里高呼万岁，第二封请中央把两封信一起印发全党。

事情要从一九七六年四月说起。清明节前，北京上百万人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诗词和标语的矛头指着江青、张春桥几个人，最后被清了场。毛泽东把这定为反革命事件，认定七十一岁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是后台。四月七日，政治局照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两个决议，一个是五十五岁的华国锋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一个是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这天下午，汪东兴把邓小平夫妇秘密送到东交民巷的一处房子里。汪东兴是中央办公厅主任，管着中央警卫局，给毛泽东的信也由他转。他嘱咐邓小平：“可能有人要冲击你，不要出去，散步就在院子里。”临出门，女儿邓楠往父亲口袋里塞了一副新扑克牌。晚上八点，邓小平从广播里听到了撤销自己职务的决议。第二天夜里，他给毛泽东写信，说“完全拥护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担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决定”，对主席和中央“能够允许我留在党内”，“表示衷心的感激”。

在东交民巷，报纸上、广播里满篇是“批邓”。四月底小孙子过两岁生日，夫人卓琳托看管他们的人往家里捎了点水果、罐头，附一张字条，说里头还有“二个小瓶子玩”。家里的儿女总算有了父母的消息。五月，卓琳眼病住进医院，房子里剩下他一个人，没有书看，他就在桌上摆扑克牌，那副牌到后来“牌角都磨白了”。他写信给汪东兴转毛泽东，要求同孩子们住在一起。汪东兴让人带话，叫他把信写得具体点，写上要求回原来的住处，“这样主席批了我才好办”。信改好送上去，病重的毛泽东口头批了“可以同意”，政治局的人一个一个在信上画了圈。

七月十九日夜里十一点，街上行人少了，老两口坐车回到宽街的家。屋里的地毯、沙发、办公桌椅都已经搬走，“台灯都拿走了”。儿女们找出一把撤家具时漏下的沙发椅，摆在空荡荡的客厅里，算是父亲的专座；又锯木板、插铁水管，拿母亲的一件旧裙子缝成灯罩，做了一盏立灯，让他晚上能看书。他头发长了，女婿贺平给他理。院子里的草长得又高又乱，他蹲不下去，就坐在小凳子上，穿一件破了好几个洞的老头衫，一剪刀一剪刀地剪。

九月九日毛泽东去世，治丧的事没有他的份，追悼会那天，他带着全家在家里设的灵堂前默哀。十月六日晚上，华国锋同元帅叶剑英、汪东兴一起，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抓了起来，当夜的政治局会议推华国锋当了党的主席和军委主席。第二天，贺平父亲的一位在军队工作的老战友赶到贺家报了信，贺平骑着自行车赶回宽街，一进屋就连声说：“快来！快来！”一家人怕屋里装了窃听器，都走进厕所，关上门，把洗澡盆的水龙头开得大大的，围着贺平听。邓小平耳朵不好，水声又大，没听清就再问一句，手里的烟头轻轻地抖。

消息证实以后，十月十日，他提笔给华国锋写信，请汪东兴转呈。信里说：“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信的末尾写道：“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女儿邓榕后来写到这封信，说父亲用的是他“从来没有使用过的词语”。

华国锋没有拦他。据政治局委员吴德回忆，就在这个十月，华国锋在政治局会议上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只是没有说哪一天。撤邓小平的职是毛泽东定的，政治局通过的；华国锋的位子是毛泽东给的，他又刚刚抓了毛泽东的夫人。这时候马上把邓小平请回来，等于宣布毛泽东错了，还会威胁他自己刚得到的最高权力。第二年一月他在政治局讲，现在就让邓小平出来，毛主席处理的这些问题，“还算不算数？这样人家会不会说是为邓小平翻案？是不是不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他说这件事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极力主张让邓小平出来的叶剑英也是这个意思，他对人说：“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

等的这几个月，对邓小平的管束一样一样松开了。十二月，他前列腺发炎，排不出尿，十日夜里住进解放军总医院。南楼五层整整一层给了他，走廊一头有人看守，另一头的楼梯门锁着。家里人见医生护士都热情，索性全搬了进去，“带上电炉子生火做饭”。他的手术是华国锋、汪东兴批的；也是在住院的时候，中央恢复了他看文件，华国锋还同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一起，把他接到玉泉山，给他讲了抓人的经过。手术以后，只剩一只胳膊的老将军余秋里趁医护人员出去吃饭、走廊开锁的工夫闯了进来，大声喊着：“谁说不让看，我就是来看的！”孩子们问他，听说传达抓“四人帮”那天人人鼓掌，只有你没鼓。他哈哈大笑：“我一只胳膊，鼓不成掌啊。不过我有办法，我用一只手敲桌子！”走的时候他说：“小平同志，我们都盼着你出来啊！”

一九七七年二月三日他出院，叶剑英安排他全家住进西山的军委二十五号楼。这座楼原来是王洪文住的，里面有一个专门看电影的大厅。李先念、陈锡联、吴德三个政治局委员上山来看他，转达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意思。他说：“很好啊！我可以过一个安宁的晚年了。”李先念说：“我们还要请你出来工作呢！”他问：“出来干什么？”李先念说：“起码官复原职。”他兴致勃勃，领着三个人去看给王洪文修的电影厅。

出院四天以后，报上登出一篇社论，里面有两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两个凡是”。不少人读了，认为这是冲着邓小平来的，照这两句话，他就出不来。主持起草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后来说，那时中央已经决定请邓小平出来，写这两句是为了稳住局面，“不是为了阻碍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替邓小平着急的人不这么看。从头年十二月起，前总参谋长罗瑞卿就和两位大军区司令员以疗养为名飞到武汉、广州，同各军区的人商量怎样让他尽快出来。叶剑英住在西山同一条车道的下头，一天晚上派小儿子开车把邓小平接去，两个人关上门谈了很长时间。华国锋定这件事，看的主要也是军队，将领们都要邓小平回来。三月十四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日程：“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合适。”还宣布，经过调查，“邓小平同志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

日程有了，邓小平在四月十日写了第二封信，抬头是“华主席、叶副主席并党中央”。头一句是：“我完全拥护华主席最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的工作部署。”他承认自己一九七五年的工作“确有缺点和错误”，说自己做什么、什么时候做，“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末尾他提了一个建议：“如果中央认为恰当，我建议把我这封信连同去年十月十日的信印发党内”。

四天后，华国锋在信上批示：“东兴同志：信及附件印发中央政治局同志，经研究后确定印发的范围。”汪东兴和李鑫来找邓小平，要他另写一份检讨，承认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这一条他顶了回去，说：“我不出来没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检讨他没有写，五月三日，两封信照样一起发到了全国的县团级。

职务恢复以前，有些事他已经在管了。华国锋后来说过：“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前，大的事情都是同他商量的。”五月二十四日，邓小平对来看他的王震、邓力群说：“我出来工作的事定了，至于分工做什么，军队是要管的，我现在还考虑管科学、教育。”也是在西山这座楼里，他把叶剑英家的两个晚辈叫上山，带进卫生间，交代他们下山去串联一批老同志，发言时点吴德的名，因为外面传说，反对给天安门事件平反最坚决的是吴德。

七月，华国锋主持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被撤掉的全部职务，在常委里排在华国锋、叶剑英之后。二十一日邓小平在会上讲话：“我衷心拥护华国锋同志为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讲到抓“四人帮”，他说华主席下决心把他们抓起来，“这不简单”，华主席的领导地位经过了实践的考验，“实践证明他是毛主席的合格的接班人”。他还说：“我愿意在今后的工作中，好好地向华国锋同志学习，努力当好华主席的助手，尽管是不那么合格的助手。”

到一九七八年中，邓小平靠着将领们的拥戴，把实权拿到了手。华国锋是毛泽东指定的人，马上赶他下台，要求清算毛泽东的呼声会更高，邓小平让他又当了两年多名义上的主席。一九八〇年底，政治局连开九次会，华国锋交出了职务。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中央全会开预备会，给历史决议定稿。在常委和各组召集人的碰头会上，邓小平当着华国锋的面，讲起自己四年前那次复出：“我是怎么样出来的？还写了检讨。我跟你谈过，所谓水到渠成，什么时候才水到？什么时候才渠成？”讲到汪东兴、李鑫来要他写检讨，他对华国锋说：“当然不是你的意见，但是你是主持政治局会议的”。他说自己写过好几次这样的文件，总让人揪着辫子，“那时不说不行啊！”又问：“我是7月参加工作的，尽管中间还做了一些事情，为什么隔那么久？”

总书记胡耀邦插了一句：“9个月”。

邓小平说：“9个月。这可不简单。”

这个会上华国锋也发了言。他说起自己问过胡耀邦的一句话：“耀邦同志，说我阻挠老干部出来，我阻挠哪一位了？耀邦说没有啊。”

五天以后，全会通过了决议。写在华国锋名下的错误里有这样一条：“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的进程”。

——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3版，第五十三、五十五、五十六章
——施滨海《历史转折中的华国锋（1973—1981）》，北京传世家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0年，第57—76、348、354、356页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50—157页
——吴德口述、朱元石整理《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
——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59页
——熊蕾《1976年，华国锋和叶剑英怎么联手的》，《炎黄春秋》2008年第10期，第1—8页
——叶选基《叶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南方周末》2008年10月29日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二室编《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时期文献资料选编》第六册（1976年10月—1978年12月），1987年，第123—125、146页（邓小平1976年10月10日、1977年4月10日致华国锋信及1977年7月21日讲话，转引自施滨海书所录）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1977年7月21日通过）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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