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元旦，当过国防部长的元帅彭德怀，让红卫兵从成都押到北京还不到一个星期。晚饭后，两个红卫兵进屋检查东西，把他的烟丝、烟斗烧了，一个对他说：“我想挖个坑把你埋掉。”他说：“好，我喊你万岁。”红卫兵踢了他一脚：“你有什么资格喊万岁？”

这天他写了一张字条，夹在笔记本里，晚上小声托哨兵交给排长转上去，叮嘱千万不要叫红卫兵知道。字条是写给毛泽东的，报告自己哪天晚上在成都被哪个学校的红卫兵抓走，现在关在什么地方，末尾写着：“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

第二天，周恩来批示，送主席、林彪、江青传阅，然后“拟退彭德怀专案组存”。毛泽东看了，在上面画了一个圈，没有写字。

彭德怀这年六十八岁。八年前在庐山，他给毛泽东写信，说大跃进出了问题，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头子，罢了官。后来的三年饿死了那么多人，他想讨的只是一句话：庐山上他没有错。可是说他没有错，就等于说毛泽东错了。一九六二年他写过一封八万字的长信申辩，毛泽东把信公布出去，当作他要翻案的证据。

关起来以后，他每天做两件事，一是写交代材料，二是给毛主席写信。看守过他的人说：“他给毛主席写了好多好多信，就是希望能见主席一面”。他说许多事情下面的人不了解，只有见了主席才能讲清。

这年七月，他在一次批斗会上挨了打。医院拍的片子上写着，右边第五根肋骨骨折。

一九六九年春天，新兵茅飞分到北京西郊一座小院站岗。后院关着十一个人，一人一间，互相见不着面。彭德怀在一号。他做什么都要先喊报告：“报告，我要洗漱。”每天放风两次，每次一刻钟，哨兵拣块石头在地上画一个圈，一间屋子大小，说一声“就在这圈内活动吧”，他就在圈里走，不迈出去半步。

他的伙食和战士一样，每天四角五分，多半是窝窝头。发工资那天，事务长拿着工资表进来让他签字，茅飞看见上面的数是五百三十元，新兵的津贴一个月是六块。事务长问要不要买点日用品、营养品，他头也不抬，说不要：“还按老规矩，除了我每月的生活费和药费，其余的统统交党费。”他每个月交三四百元党费。身上那件圆领汗衫补了又补，每回他拿起针线，哨兵得紧挨着他站着，防他自杀。

桌上摆着四卷《毛泽东选集》，他每天看，上面画满了道道。他给茅飞讲过，四年前毛主席请他去中南海，站在门口等他，对他说过“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让历史去做结论吧”。讲完了他问这个新兵：“不是说毛主席的话字字句句是真理，一句话等于一万句吗？毛主席和我谈话时，还有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在，毛主席的话总不会过时吧？”

有一天他找了个机会对茅飞说：“你关心我，这个情我领了。但是我劝你还是和我划清界限，不然你会受连累的。”又说，死他不怕，“现在的问题是许多事没有搞清楚，我要活下去，我要见毛主席！”

那年冬天，茅飞带他去洗澡。路上他悄声问：“你说快了吧？”

“什么快了？”

“快放我出去工作了吧？”

茅飞说：“我想快了。”

茅飞不知道，他也不知道，第二年专案组就写了报告，建议“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主管专案的总参谋长黄永胜在上面批了“同意”。没有人把这件事告诉他，也没有照着办，他还是一次一次被带去提审，到一九七三年二月，一共二百五十七次。和黄永胜一起管专案的吴法宪，晚年在回忆录里说，彭德怀的问题中央早已定了调子，“除了毛泽东本人以外，任何人对此都不可能有任何的改变”。他在关押里挨斗、挨打的细节，都定期报到毛泽东手上。

彭德怀没有儿女。侄女彭梅魁在北京一家汽车厂的职工医院当医生，从一九六七年起给伯伯送东西，起初还收得到回条，后来没有了，她不知道他是死是活。一九七三年一月，她给周恩来写信，先说政治上要同伯伯划清界限，再问能不能探视。不久厂里的政治部主任找她，传上面的话：总理很关心，“你伯伯的身体很好”，但是他对自己的错误没有认识，不能探视。这几句话，她一家人听了，觉得是很大的安慰。

四月初，彭德怀便血，“有半痰盂”，查出来是直肠癌。他被送进三〇一医院十四病室五床，病历卡上不写名字，写“145号”。给他做手术要报上去批，周恩来批的是：“政治局同志传阅后办”。

四月二十三日，一个专案人员来找彭梅魁，说“他病了”，去看看“他”吧。病房门口站着看守，玻璃窗用旧报纸从底下一直糊到顶。六年多没见，伯伯握了握她的手，端详着她，问：“你怎么来的呀，倒长胖了？”

她指指身边的专案人员：“他带我来的。”

她问这些年挨过打没有。他沉默了好一会儿，说：“生活中我是不怕苦的，打是挨过的……”接着就算起账来，说这些年你给我送东西，花了多少钱我记不清了，当着专案人员的面，说要从自己的生活费里还她八百元。他还有些书，也给她，她要是不要，就送给老朋友黄克诚，住院以前，黄克诚就关在他隔壁。她问您怎么知道。他说：“他一咳嗽我就听得出来。”

她问，我送了东西，您怎么不写个回条。他一下子火了，指着专案人员喊：“写回条？什么都没有，连支铅笔都不给！”

专案人员催她走。他握着她的手说：“梅魁，走吧，以后不要再来看我啦！免得妨碍工作。”

两天后她又被叫去，这回是让她劝伯伯做手术，他不肯。她进门时他坐在床上，闭着嘴，盯着墙。他对专案人员说：“你们要审查，就先审查，查清楚了我再做手术。”又喊：“手术前我要求去见毛主席！我有事要见毛主席！”“明天手术，我今天就去见毛主席！把我对问题的看法讲清楚，也算尽到我最后的一份责任。”说着从床上下来，要往门口走。

专案人员冲彭梅魁说：“你怎么不说话？劝劝他呀！”

她说：“我话少。”

等屋里的人都走了，她才开口：“审查快不了，见毛主席也不行，我看您还是要配合医生把手术做了。”他答应了。专案组那天的记录上有一条，“手术前要求见主席、总理”，后面记着医院和专案组“双方都向上反映”。第二天手术照做了。那条要求报上去以后怎样，记录上再没有提。

手术后有一阵，日子好过了一些。他从北屋搬到南屋，窗上没有糊报纸，有太阳。他对侄女说：“梅魁，你看这屋子可好了，我每天可以在屋里散散步，有时他们也领我去楼下走一走”，体重也长了。侄子康白和小侄女彭钢获准一个月来一次，康白每次给他擦澡，他说：“擦完澡顶轻松，真舒服啊。”病好一些，他又有了指望，只盼着快点审查完，早有个结论。

有一回专案人员来找她，说你伯伯脾气大，还骂人。她去劝，说您旁边的人都是基本群众呀。他说：“我骂的是国民党特务，是反动派。”管他的那些人，他一直这样叫。

又有一回，专案人员说你伯伯不肯输血，你去做做工作。她去问。他说：“我这样一个人还输什么人血？开始我以为是人造血，我就输。是人血，还是让他们留着给别人用吧。”

同一条走廊的另一头，住着也在被看管的前总参谋长罗瑞卿，两头各站一个小战士，中间隔着十几间病房。儿子罗宇每周来陪他，听得见那一头天天摔盆子、摔碗，隐隐约约有骂声。罗瑞卿问医生那边在骂谁，医生说：“谁都骂，主席、江青、林彪……”罗瑞卿对儿子说：“他比我还可怜，我还有你们在旁边陪陪，他只一个人。”

老部下张爱萍在关押中摔断了腿，也住进了这所医院。听说老总关在楼上，他拄着双拐爬上去，在门口让哨兵喝住了。他装作走错了房间，扯开嗓子喊：“我是张爱萍！这不就是我住的房间吗？为什么不让我进去？我是张爱萍啊！”人被架走了。他后来对儿子说：“也许彭老总能听见我的声音。”

一九七四年，黄克诚也因病住了进来。两个人都有人看着，通不了消息。

这一年，彭德怀的癌转移到了肺和肩背。有一天彭梅魁去，他躺着说今天不起来了，过一会儿要小便，她和看守战士两个人才把他扶到厕所，还是弄脏了衣服。他哭了：“梅魁，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我瘫了，自己不能料理自己了”，“我的案子还没有搞清楚啊！”

哨兵每两个小时记一次他的情况。七月二十一日晚上记的是：背痛得厉害，一个劲地翻滚，说了四遍：“警卫战士，疼得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实在忍受不了了，你帮我打一枪吧！”八月一日那天，记的是他对哨兵说的一句话：“今天是八一，请你吃西瓜。我是真心实意啊！”

又有一回，专案人员来找彭梅魁：“你伯伯把被子撕了，他谁都骂，我都汇报了，你去劝劝他。”她问伯伯是不是疼得撑不住。他说：“我是用牙咬住被子，用右手撕的。是撕那国民党特务的被子。”她劝他不要骂人。他说：“一个人快要死了，案子还没搞清，你说我怎么不着急？”有一次他疼得厉害，让她去跟医生说一声，打一针止痛针，结果没有给打。她当着他的面哭了。从那以后，他在她面前再没有说过疼。

八月底，他左半边身子瘫了，医院报了病危。九月二日，专案组来了两个人，按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的指示，问他还有什么事要说。他哭了四五次，断断续续讲了四十分钟。他先讲毛主席发展了马列主义，又讲周总理。讲到自己，他说：“我自己犯有很多错误，但我不搞阴谋诡计。在这点上我是清白的。”接着讲国防上他最担心的事。最后一句是：“已经审查我八年了，现在还没有做出结论。”

九月上旬，住院医生杨汉勤接手管五床。上面交代过，查房时不得擅自同他谈话，不回答与治病无关的事。杨汉勤头一回进去，他指着床头的病历卡说：“我不叫这个‘145号’，我是庐山上那个彭德怀！”没有人敢搭腔。

杨汉勤记得他一遍一遍地喊：“放我出去！我不住院了！我要见毛泽东！”医生只能劝他别激动。他反倒把声音提上去，盯着专案人员和看守战士手里的笔记本说：“你们记吧！就说我有意见，有气。要是把我现在的一切反映到中央，反映到毛主席那里，我真不知道该怎样感谢你们才是！”

查房的时候，常听见他一个人对着毛泽东说话。医生记下来的有这样一句：“我不喊你‘万岁’，我祝你健康，长命百岁！”

再往后，给他输液，他把针拔掉，战士上来拦，他骂得更凶：“我不用毛泽东的药！”

十月里，他说话已经不清楚了。针灸大夫给他扎针，试他清醒不清醒，问您看这是谁来了。他睁开眼，说：“这是我的大侄女梅魁，也是我的女儿，我的同志。”那天他一句一顿地嘱咐了许多话。他说这个党坏就坏在一伙国民党特务手里，“你们要记住，我是被国民党特务害死的！”说到后事，他说：“我死以后，你们把我的骨灰送回老家去埋起来，在上面种上一棵苹果树，让我最后报答家乡的土地，报答父老乡亲。”

十一月四日晚上，医生给他切开了气管，他不能说话了。杨汉勤说，他头脑还清醒，没有人的时候，常常侧过头去，眼泪流在枕头上。

十一月二十九日下午，彭德怀死在五床上。同一所医院里的黄克诚，是后来才听说的。

彭梅魁是接到专案人员的电话才知道的。弟弟出差，妹妹不在家，她一个人去了医院。专案人员催她给伯伯找衣服，她蹲在地上，挑了一顶深蓝色的帽子、一件白衬衣、一身丝棉袄裤、一套灰制服、一双布底棉鞋。前前后后，给了她二十分钟。

医院的死亡报告报给了周恩来、叶剑英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专案办公室接着打了报告：“彭德怀是里通外国、阴谋夺权的反党集团头子。我们意见，将其化名王川，尸体火化后，骨灰存放成都市一般公墓。”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批示照办。

十二月十七日，遗体送去火化，申请表上填的是：王川，男，七十六岁。火化的钱，是从他那点生活费里出的。骨灰装在一个没上漆的粗木盒子里，由专案组的两个人送到成都，交代要绝对保密。经手寄存的省委干部猜这是个化名，想让它更不起眼一些，在寄存单上填了：王川，男，三十二岁，四川成都人。

这个盒子在成都东郊火葬场的架子上放了四年。一九七八年十二月，毛泽东死后两年，它被接回北京，开了追悼会。

——彭梅魁《我的伯父彭德怀》，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57—261、263—266、268、271页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00—801、807、813、839—842、848—852、856页
——彭德怀传记组《彭德怀全传》（四），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第1621、1623、1646—1647、1652、1657、1661、1664—1666、1668页
——柳守忠《我看守被监护的彭德怀》，《炎黄春秋》2006年第4期，第30—34页（叙看守战士茅飞的经历）
——杨汉勤《彭德怀最后的日子》，国际在线，2011年3月13日（新浪网转载）
——张胜《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第239、454页
——罗宇《告别总参谋部：罗宇回忆录》，开放出版社，2015年，第207页
——权延赤《一个看守员眼中的彭真、万里、林枫、彭德怀、黄克诚》，《炎黄春秋》1992年7月号（总第7期），第12—13页（叙施公国所见）
——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第698、700、730页
——黄克诚《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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