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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大学老师,现在却不敢上课和带学生了。
现在有些大学老师最害怕的事情,竟然是上课。
以前老师怕学生不听课、自己讲不好。现在这些都不算什么。真正让老师害怕的,是上完课以后还有一大堆任务等着他:拉项目、找企业、做认证、填材料、完成经费指标。
老师本来是来教书的,现在却要先证明自己能给学校赚钱,才能安心教书。这就像一家医院要求医生每年必须拉来几个投资项目,否则就不能安心看病。
一、大学没钱了,老师就得想办法赚钱
先说延安大学。
根据学校2025年度决算,财政拨款收入54212.28万元,占收入总额的46.14%;2026年初预算中,财政拨款约1.24亿元,占预算总收入约4.93亿元的25%。
学校在2026年预算文件中还专门提出,要“切实化解当前财务困境”。
更值得关注的是,2018年申报的2.7亿元专项债券到期,学校申请按90%的比例再融资,也就是2.43亿元,剩余2700万元本金还需要另行筹措。
如果这是一家企业,大家大概已经开始研究它的破产风险了。
学校没钱怎么办?当然是找钱。找谁?最方便的办法就是让老师去找。
于是,老师除了备课、上课、指导学生,还要拉横向项目、找企业合作、完成经费指标。拉不到怎么办?自己想办法,严重的甚至可能面临转岗或辞退。
学校缺钱,最后变成了教师的创收任务。行政部门制定指标,普通教师负责完成,完不成,承担后果的还是老师。
二、最荒诞的事情:老师还得给过去补历史
如果说让老师出去拉项目已经够奇怪,那么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倒查,就更加精彩。
认证要求企业参与课程建设、工程实践和毕业设计,这些要求本身没有问题。大学培养工程人才,当然应该让学生接触真实的企业和工程项目。
问题在于,过去很多学校按照当时的教学要求正常开展教学,并没有要求每门课、每份毕业设计都必须有企业参与。现在却突然要求倒查近三年的教学内容和企业参与情况,过去没做过的事情,也要拿出证据证明做过。
三年前的毕业设计已经完成,企业当时没有参与,现在总不能把学生重新叫回来,再请企业老板补上一堂三年前的课。企业忙着经营,哪有那么多时间陪大学考古?
可学校有认证任务,而且必须完成。
河北大学2025年的专业认证文件提出,已有三届及以上毕业生的专业,原则上必须申请并通过认证。在不少普通高校,专业认证甚至关系到专业能否继续存在。老师们也听过类似的口头要求:不参加认证,专业可能就保不住。
口头通知有个好处:压力可以传达到每一个人,责任却不一定能找到具体的人。
于是,学校要求提供企业合作证明,企业不愿配合,过去又没有真实合作记录,但材料必须完成。
怎么办?只能编造了。
这大概是教育领域一种很有中国特色的历史研究方法:通过今天的材料,证明昨天的事情。
三、不愿意造假的老师,反而成了不合格的老师
大部分企业没有义务配合大学完成认证。人家要生产、要经营,不可能专门为了某所大学的课程和毕业设计安排人员。
老师联系了几十家企业,对方不愿合作,本来是很正常的事。但学校的认证任务不能取消,压力最后还是回到了老师身上。
拒绝造假,可能影响考核,甚至面临转岗;继续联系企业,对方未必理你;剩下的办法,就是想方设法补齐材料,让合作关系看起来真实存在。
于是,合作协议、企业专家名单、毕业设计指导记录,甚至几年前的会议纪要,都成了必须补齐的东西。
更讽刺的是,有些老师明明不愿意造假,却还要被领导反复做思想工作:顾全大局、提高站位、积极配合。
至于企业到底有没有参与,学生有没有得到真正的工程训练,似乎反而没有材料是否完整重要。
一个老师认真上课,学生真正学到了知识,却可能因为缺少几份企业合作材料而被认为工作不合格;另一个老师没有真正开展合作,只要材料足够完整,反而能够顺利过关。
如果一个制度让认真做事的人吃亏,让擅长编材料的人占便宜,那么它最终培养出来的究竟是工程人才,还是材料人才?
四、大学老师为什么开始害怕上课?
最近,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副教授白保国离世,引发社会关注。媒体报道提及,他曾对学校聘期考核、横向经费指标等问题陷入困境。
一个老师认真教书,为什么还要因为无法完成横向经费指标而陷入如此沉重的职业困境?
大学当然需要科研,也需要企业合作,但这些事情最终应该服务于学生,而不是让教师为了完成指标,不断证明自己能拉来多少钱、补齐多少材料。
如果大学缺钱,就让老师拉项目;认证需要企业参与,就让老师找企业;过去没有合作记录,就让老师补材料。
最后,老师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反而变成了拉钱、编材料、应付检查。
如果这些考核和认证压力继续层层加码,恐怕还会有更多普通教师被推到崩溃的边缘。
老师不是不愿意上课,他们只是越来越害怕上课之后那些永远完成不了的任务。
我原来以为天上飘着的是雪花。
后来才发现,飘着的不是雪花,是人。
而下面还有人忙着拿出表格,统计今年到底下了多少片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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