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二日是个星期天。下午，给毛泽东当了十八年秘书的田家英在中南海里散步回来，看见住处永福堂的客厅里坐着三个人：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王力，还有原先在他手下当干部的戚本禹。三个人事先没有打招呼，已经等了他半个钟头。妻子董边起身要回避，安子文说：“你也是高级干部，坐下来一起听吧。”

安子文一条一条往下宣布：我们是代表中央的三人小组；杨尚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田家英与杨尚昆关系不正常，要做检查；中央认为田家英思想一贯右倾，决定停职反省，交出全部文件，明日搬出中南海；他管的秘书室，由戚本禹接手。杨尚昆原是中央办公厅主任，田家英是副主任，半年前杨尚昆被撤了职。安子文说完，没有解释，也没有让田家英说话。

田家英问了一句：“关于编辑‘毛选’的稿件是不是也要交？”安子文说：“统统交。”四卷《毛泽东选集》，他从头编到尾，书后的注释是他主持写的。戚本禹也问了一句：“毛主席关于《海瑞罢官》的讲话记录，在你那里吗？”他说：“没有。”

三个人传的是毛泽东的决定。那些天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北京开，毛泽东人在南方，康生在会上传达他的谈话，讲自己的体会，说中央已经出了修正主义，一个一个点了名：“罗瑞卿是一个，彭真是一个，杨献珍是一个，杨尚昆是一个，田家英、邓拓、廖沫沙也是。”会上还宣布给田家英设专案组审查。名单上的邓拓，几天前在家里吞了安眠药。戚本禹晚年写回忆录，说田家英听宣布的时候并不激动，照他的看法，田家英心里明白，“没有毛主席的同意，是谁也不能让他停职检查的”。

文件清点到五点多，安子文和王力先走了，戚本禹留到天黑，带着大部分文件离开。屋里满地满桌都是纸。

茶几上有一个做得很精致的蓝布面盒子。他瞥了好几眼，一直没有去动。盒子里是毛泽东的墨迹，一页一页都裱好了，是他这些年一点一点攒下的：有毛泽东写给他的，也有毛泽东当着他的面写完又不要的，他舍不得，捡回来收着。《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那一首，就是毛泽东写完不满意扔掉，让他捡回来的。他常摸着这个盒子对董边说：“这是咱们的传家宝，也是国宝。”这天晚上他打开盒子，呆呆地看了一阵，又把它放回了原处。

田家英是成都人，九岁成了孤儿，十三岁在药店里当学徒，十六岁去了延安。一九四八年，他被推荐给毛泽东当秘书。上任两个月，董边来看他，他先拿出几册自己抄的毛泽东著作摘录给她看，说：“组织上决定要我作毛主席的秘书，我感到很胆怯，一定要下功夫读毛主席的著作，很好地领会毛泽东思想。”此后十几年，他管的就是毛泽东的文字。《毛泽东选集》是他编的；中共八大的开幕词，是他熬了一个通宵替毛泽东写的，代表们都说写得好，毛泽东说：“是个年轻秀才写的”。毛泽东的书和字画也交给他保管。他性子活泼，在地摊上买到一方旧印章，上面刻着“活泼泼地”四个字，特别喜欢，中南海里的熟人倒叫他“夫子”。他对朋友说过，毛主席不仅是人民的领袖，也是他的恩师。

两个人是从大跃进开始走远的。一九五九年，他在四川农村住了将近四个月，回来认定，搞大跃进、人民公社，是毛主席脱离实际，犯了错。那年夏天在庐山开会，他私下对毛泽东的兼职秘书李锐说，哪天离开中南海，要给主席提三条意见：听不得批评；“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不要百年以后有人议论”。会开到后来，毛泽东翻了脸，写信批评大跃进的彭德怀成了反党集团的头子。大会上有人把这三条当众说了出来，说是田家英讲的。田家英坐在会场里，面无人色。李锐站起来说，这是我的意见，是他听错了。主持会议的刘少奇说李锐的问题不在这里谈，这件事就没有再追下去。李锐被开除党籍，送去了北大荒。田家英留在了毛泽东身边。

毛泽东不再信他，是在一九六二年。大饥荒过后，毛泽东派他带调查组去湖南，去的是毛泽东的老家韶山和刘少奇的老家。那时候不少地方的农民在要求包产到户，就是把公社的田包给各家各户自己种。田家英原本是反对的。到了乡下，找上来要分田的农民比他想的多得多，韶山的乡亲也是一样，他改了主意。回到北京，他先向国家主席刘少奇汇报。刘少奇赞成包产到户，要他先去听听别人的反应，不要说是刘少奇的意见。

七月，毛泽东回到北京，在中南海游泳池听他汇报。他讲得兴致勃勃，毛泽东一言不发，等他讲完了才问：“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他一时答不上来。毛泽东又问：“是你个人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他说：“是我个人意见。”

回到家，董边数落他：“你只不过是个秘书，怎么能将少奇同志的主张说成是你的想法呢？”他说，主席那样问，明明是在猜别的领导人，“我如果再往刘少奇同志身上推，不是让两个主席之间的分歧明朗化，影响他们的团结吗？所以话到嘴边，没有说出来。”

没过两天，毛泽东开会当面批评他，原定由他起草的文件改交给陈伯达。接着在北戴河的会上，毛泽东又点了他的名。此后整整半年，毛泽东不理他，也不用他。他想离开中南海，跟董边商量，到下面去当个县委书记。董边说：“你当县委书记，我当县妇联主任。”毛泽东不放他走。他不止一次对自己的秘书逄先知说：“我对主席有知遇之感，但是照这样搞下去，总有一天要分手。”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毛泽东在杭州找陈伯达、田家英等五个人谈话，谈了三个钟头，主题是读马列的书，中间说到新近发表的两篇批判文章，其中姚文元那一篇，批的是历史学家吴晗写的戏《海瑞罢官》。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田家英从庐山下来，就不认为彭德怀错了。整理谈话纪要的时候，他说这一段是顺带提到的，不必记进去，一起整理的胡绳也同意，纪要里就没有这段话。同去的关锋回北京后把这件事传了出去，传到了毛泽东的夫人江青那里。姚文元那篇文章，是江青瞒着中央其他领导人在上海找人写的，这些田家英都不知道。

十八年里，他三次没有顺着毛泽东说话。第二年春天，毛泽东动手清理中央里他信不过的人，田家英在名单上。

五月二十二日夜里，剩下的文件一直清点到午夜。十二点，电话响了。董边在旁边没有听清那头说什么，只听见田家英摔了听筒。他说：“戚本禹好神气，他算什么东西，我就是不去签字！”那头是叫他连夜到办公的西楼去，在收走文件的目录上签字。

田家英一直没有吃饭。董边劝他吃点东西，有事以后慢慢说。他站着没动，过了一会儿说：“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想不到在毛主席身边工作18年，落得如此下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恶人会有好下场！”

他一夜没有睡。天快亮的时候董边去看他，劝他说：“你的情况主席都了解，有什么事慢慢总会搞清楚的。”他欲言又止，问了一句：“中午还回不回来？”董边是《中国妇女》杂志的社长，杂志也挨了批，她这天要去全国妇联作检讨。她说：“检查的事情完不了，可能就回不来。”她觉得他比夜里平静了一些，七点钟上班去了。

八点钟，何均上班路过永福堂。他和田家英在延安住过同一排窑洞，后来一个给毛泽东当秘书，一个给朱德当秘书，两个人私下把各自的首长叫作“你的那个老汉，我的那个老汉”。头天晚上，中央办公厅的负责人汪东兴召集紧急会议，传达田家英停职反省，罪名比下午又多出一条，叫篡改毛主席著作。何均听了传达。上班的时间已经到了，他还是拐进了院子。

院门没有锁，院子里很静。田家英呆坐在办公桌前，见他进来，点了点头。何均在桌子对面自己平常坐的那把椅子上坐下。他想把昨晚新扣的那顶帽子告诉田家英，对着田家英的眼睛，说不出口。两个人对坐了半个钟头，谁也没有说话。后来田家英像是自言自语，断断续续地说了一句：“士可杀，不可辱！”

何均起身告辞，田家英要他再坐一会儿。他坐下，两个人还是没有话。这样起来又坐下，有三四次。上班时间过去好一阵了，何均非走不可。田家英起身送他，一直送到院门口。何均几次叫他回去，他还是送，一路没有话。

何均走后，这个上午他做了什么，没有人看见。照当天在场的人后来讲的，午饭的时候，勤务员把饭菜打好，左等右等不见人，跑去报告“田主任不见了”。几个人分头打电话，他可能去的地方都问过，都说没有见到。后来勤务员又来说，院里存放毛泽东图书的那间屋子里好像有人。门从里面锁着。弄开门进去，照他们说，田家英吊在屋子深处，已经死了。他口袋里有一张纸，是用红铅笔写的，传出来的只有两句：“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下午三点，董边在机关接到安子文的电话，叫她马上到中南海西楼。安子文、汪东兴、王力都在那里。安子文向她宣布，田家英畏罪自杀。有人问她：“田家英死之前说了什么没有？”“要不要到医院去验尸？”她脑子里一片空白，机械地回答：“一切由组织决定，我服从组织。”

她被带回永福堂。田家英平躺在那间书房的地上，身上盖着家里铺用了多年的那条床单。有人拉着她的胳膊往前拽，非要她看清楚。床单揭开，她哭出了声。跟着就有人叫她立刻收拾东西离开这里。她拿了几件日用的东西，连抽屉里的工资也没有带，以为过些天还能回来。走出院门的时候，逄先知迎面走过来，身后跟着看押他的军人。两个人擦肩而过，他压低了嗓子说：“夫子是个好人！”

田家英死后三个月，《人民日报》头版点了董边的名。她挨完斗回家，把斗她时挂的大牌子藏在褥子最底下，怕两个女儿看见。女儿们听说父母是反党反毛主席的，已经不叫她“妈妈”了。一九七二年春节，下乡的两个女儿去河北的干校看她，车到衡水，站台上一个包着蓝格头巾的黑瘦老人先开了口：“小英，二英，你们来啦。”她后来对女儿说，那些年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可她没有想过死：“你们已经没有父亲了，我不能让你们再没有妈妈。何况你们的爸爸留下了遗言，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田家英究竟是怎么死的，外面的人只能听中南海里的人说。当天定下的说法是畏罪自杀，没有公布。四年后，戚本禹早已被打倒，周恩来在一次接见时说，田家英那里丢了好多毛主席的手稿，是同戚本禹串通的，“第二天田就自杀灭口”。那一夜和那个上午的事，里面的人后来说的也对不上：半夜的电话，戚本禹说是田家英打给他的；发现的时间，有说是午饭时，有说是上午十点；那扇反锁的门，有说是砸开的，有说是找来钥匙开的，也有说人是从窗口跳进去的。遗体怎样处理的，家里人留下的文字里有一句听来的话，说是做了解剖，“没有留下一点遗骸”。三十多年后，香港有杂志说他是被警卫开枪打死的，访问过当天在场者的人说，那个上午院子里没有响过枪。这些说法，外面没有人能够核对。

几年以后，中央办公厅又有一位副主任自杀。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谢静宜问毛泽东，中办两个副主任都自杀，问题有那么严重吗？毛泽东说：“我看不一定，至今我也不清楚有什么了不得的事。”一九七六年，逄先知在江西的干校里编竹筐，有一天，一个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下来劳动，专门找到他编筐的屋子，坐在门槛上对他说：“主席说，田家英要是不自杀，也没有什么。”

又过了四年，田家英平反，开了追悼会。新华社的电讯说，他是“被林彪、江青、陈伯达一伙迫害致死”的。

当年处理后事的安子文后来告诉李锐，田家英死前，把自己收藏的毛泽东写在宣纸上的诗词手迹都毁了，撕得很碎，扔进马桶冲走了。

——曾自《田家英临终袒露心境的见证人》，《炎黄春秋》1998年（期次未核），第51—53页
——曾立、曾自《我们的妈妈董边》，《炎黄春秋》1999年（期次未核），第55—59页
——叶永烈《关于田家英之死》（据其1989年9月采访董边及后来采访王力、关锋、戚本禹等所写），搜狐网转载
——曾自《一些老熟人对田家英最后岁月的追述》，文学城博客转载，2007年7月10日
——《戚本禹回忆录》（2016年）第三部分第五章“田家英的自杀”（据网络版）
——逄先知、吕澄、沈栋年、王象乾《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的谎言（下）——关于〈在中南海工作的日子〉部分》，理论网（求是网）2017年2月，中国青年网2017年2月7日转载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2—113页
——余广人《当代一幕政治悲剧：田家英以死诤谏》，《炎黄春秋》1998年（期次未核），第29—34页
——胡乔木《我所知道的田家英》，《胡乔木文集》第三卷，第410—411页（原载《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12月）
——王凡《田家英死于谋杀？》，《人民文摘》2010年12月（摘自《羊城晚报》2010年10月9日）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香港天地图书，2009年增订版，第462页
——李锐口述、丁东策划采录、李南央整理《李锐口述往事》，2022年，第330页
——袁凌《秦城国史：中共第一监狱史话》，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6年，第59页（2012年8月4日访李锐）
——杨继绳《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上篇，香港天地图书，2016年，第187页
——《李锐日记》（李南央整理，胡佛研究院藏抄本），2002年6月15日、2004年12月8日、2009年1月10日条
——《江青十年讲话汇编（1966—1976）》，所收周恩来1970年1月24日讲话
——新华社《田家英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人民日报》1980年3月29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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