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的事,官方几十年来只有一句话: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可是那天晚上动手之前,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都没有为这件事开过会。毛泽东死了还不到一个月,几个人私下串连,定了下来,用中南海的警卫部队,把党的一位副主席、一位政治局常委和两位政治局委员抓了起来,四个人里有毛泽东的遗孀;抓完以后,再连夜把政治局委员叫到西郊去通过。为什么不开会表决,参与商量的人后来自己讲了:拿到中央委员会去投票,“我们没有把握”。他们给那四个人定的罪名,是阴谋篡党夺权。
毛泽东是九月九日死的。没过两天,他指定的接班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借口身体不好要去医院检查,离开治丧的地方,给在家养病的副总理李先念打电话:“我到你那里,只谈五分钟。”一进门,他很紧张,说自己可能已被跟踪,不能多停留,“四人帮”的问题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说完匆匆走了。
“四人帮”是毛泽东自己叫出来的名字,指他的夫人江青,和靠文化大革命从上海起家的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王洪文是党的副主席,张春桥是政治局常委,报纸、电台归姚文元管,上海还有他们一手拉起来的民兵。周恩来、朱德这一年都死了,政治局常委只剩四个人,华国锋后来算过:“王洪文、张春桥占两人,叶帅和我也是两人。”叶帅是七十九岁的元帅叶剑英,年初毛泽东已经让他“养病休息”,军委的日常工作交给了陈锡联。军队里的老将并没有闲着,早在一年前批邓的时候,以叶剑英为首的一批将领就商量过动手,最后觉得直接推翻毛泽东对党的统治不利,决定等他死了,再收拾他的夫人和他留下的那几个人。
毛泽东死后,政治局里为他的侄子毛远新留不留在中央吵过一场。毛远新原来在辽宁工作,毛泽东死后写信要求回去。张春桥头一个提出毛远新应该留在中央,为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做准备,江青、王洪文、姚文元都支持;华国锋不同意,其余的政治局委员都站在华国锋一边。三中全会是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
李先念也怕被盯上,先到香山植物园转了一圈,见没有异常,才去西山见叶剑英。照叶剑英的侄子叶选基后来的转述,李先念告诉叶剑英,毛主席去世以后他多次问华国锋是不是开中央全会,华国锋起先不表态,后来说,有他们四个人在开不了,就是开也开不好;又说有人提议把四个人隔离起来,这事太大,要请示叶帅。叶剑英想了一想,说只能如此,事不宜迟,要绝对保密。叶剑英同汪东兴也在私下交底。汪东兴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南海的警卫部队归他管,抓人要靠他。几个人都是一个找一个地谈,当面约好下次见面的时间地点,不打电话。
九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华国锋约了李先念和吴德到他那里。吴德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政治局委员,还兼着北京卫戍区的第一政委。华国锋说,同那四个人的斗争已经不可避免。吴德表示支持,他说办法无非两种,一是抓起来,二是开政治局会议,投票解除他们的职务。他偏向开会:“我们会有多数同志的支持,反正他们最多只有四张半的票。”那半张指的是跟着四个人跑的一位候补委员,候补委员其实没有表决权。
李先念插了一句:“你知道赫鲁晓夫是怎么上台的吗?”
吴德说当然知道。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里本来是少数;他靠朱可夫元帅用军用飞机把各地的中央委员接来开全会,在全会上成了多数,反过来把对手打成了反党集团。政治局是中央委员会选出来的,在政治局输了的人,可以要求开中央全会。三个人于是把中央委员的情况估了一遍。吴德后来讲,在政治局投票,“我们有把握”,在中央委员会投票,“我们没有把握”。上一次党代会选中央委员的时候,那四个人把不少自己帮派的人和造反派的头头塞了进去,开中央全会表决是要冒风险的,“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
他们还顾虑一件事。毛泽东刚死,江青又是他的夫人,对方会拿“毛主席尸骨未寒”来造舆论。华国锋的意思是早比晚好,愈早愈好。三个人谈到第二天早晨五点,意见一致了。
要抓人,先得把北京的兵握在手里。十月初,华国锋问吴德,昌平有个坦克六师,张春桥的弟弟常去那里活动,叶帅不放心,要是这个师开进城来,北京有没有力量拦住。吴德去找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吴忠保证拦得住,坦克六师旁边就驻着卫戍区的一个坦克团。可是他提了一个难处,调动部队有严格规定,“哪怕是动用一个连,过去都要经军委报毛主席批准。”这时候毛主席已经不在了。吴德去找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陈锡联。华国锋此前同陈锡联谈过四次,陈锡联说情况他已经知道,拿起电话向吴忠交代,卫戍区部队一切听从吴德的指挥。
怎么把人叫到一处,是汪东兴和几个副手商量到凌晨想出来的:通知开政治局常委会,议题两个,一是《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二是毛主席纪念堂的选址。张春桥正一心想把出版毛选的权抓到手里;中央又早有规定,“凡属毛选稿件,不得带出中南海以外的地方研究”,会只能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事关毛主席,常委不好请假。汪东兴从中央办公厅和警卫部队里挑了五十多个人,一个一个谈过话,编成几个组,一个组抓一个人。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副主任同时受命起草三份文件,准备抓人以后拿到政治局去通过,头一份是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
那几天吴德还得陪着江青。十月三日她到二七机车车辆厂同工人座谈,讲个没完,又拉着工人合影,见吴德老看手表,挖苦他:“你是京兆尹,大忙人啊!”接着她又提出要坐专列去石家庄,要二七厂的工人陪着。华国锋接到请示,拿着电话对身边的吴德说,她可能是试探,看放不放她坐专列出北京,还是稳住她,同意她去。专列开到保定的一个道岔上就停了,江青下车采了一些野花,待了一阵,回了北京。
十月四日深夜,汪东兴把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叫到住处,要他让护士们全部回各自的医院,六号以前,中南海里留下的人越少越好。汪东兴对他说:“六号晚上要在玉泉山召开政治局会,会前逮捕江青这四个人,然后再进去通知政治局委员。谁反对就逮捕谁。”
第二天上午,医生护士被叫到景山摘苹果,摘了两个多小时江青才到,她摘了几个,又带大家到北海仿膳学《毛泽东选集》。这天下午,华国锋由汪东兴陪着,下到一处地下工程里,把准备关四个人的隔离点仔细看了一遍,认为完好可用。
十月六日上午八点来钟,通知照常由中央办公厅发出:华国锋副主席今晚八时在怀仁堂正厅召开政治局常委会。
下午,汪东兴把行动的人一组一组叫到办公室。头一句话是:“你们闻到火药味儿了吗?”他宣布了三条纪律,其中一条是没有他的命令,任何人不得擅自开枪。
怀仁堂正厅重新摆过。加了几扇屏风,八百多平方米的厅隔得只剩三分之一;沙发全部撤走,摆一张长条桌,后面两把扶手椅,是给华国锋和叶剑英的;桌上的茶杯、烟缸、文具全都拿掉,“以防万一”。陈锡联事先特意提醒过华国锋,要注意王洪文,他身上有枪。抓人的两个组在舞台帷幕后面活动腿脚,练擒拿。起草文件的那位副主任留在一辆隐蔽起来的汽车里,皮包放在膝盖上,三份文件装在包里。来开会的人带的警卫员,一进大门就被叫到司机休息室“开会”去了。
叶剑英七点二十分到。他在礼堂的灯光下把四周看了一遍,说:“这是背水一战哪!”
七点五十五分,王洪文提着文件包走进正厅的小门,朝坐着的华国锋、叶剑英望了望,还没开口,两边扑上来的人已经钳住他的胳膊,把他按成头低腰弯的“喷气式”。他喊:“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华国锋隔着五米左右,对着他宣布:“王洪文,你不顾中央的一再警告,继续结帮拉派,进行非法活动,阴谋篡党夺权,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中共中央决定,对你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人被扭到饮水处,一副铐子反背铐上。王洪文说了一句:“想不到你们这样快!”
三分钟后张春桥进了大门,腋下夹着一只鼓鼓囊囊的文件包。他迈进正厅,迎面看见坐着的两个人,站住了。同样的一段话又念了一遍,只换了名字。他从头到尾一言不发。
两个人押走以后,服务员用茶盘端上了龙井茶。汪东兴对华国锋、叶剑英说:“这两个人跟我们合作得不错啊!准时来,按时走,很听指挥嘛!”
江青不是常委,不在开会的名单上。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带人先到还住在中南海的毛远新那里,下了他身上的手枪,再去江青的住处。江青坐在沙发里,听他宣布完隔离审查,说:“我没听清楚,你能不能再说一遍。”张耀祠又说了一遍。她站起来,把文件柜的钥匙装进信封,在信封上写了“华国锋同志亲启”,交给张耀祠,然后提出要上一下卫生间。出来以后,她被带上了一辆红旗车。这是当时在场的护士马晓先讲的。汪东兴的副手、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写的是另一个样子:江青瞪着眼睛问,“中共中央是什么人决定的?”又改口问是什么人指使你们来的;钥匙她只肯交给华国锋,装信封以前,先用铅笔给华国锋写了几行字,里面有一句:“不知是否为中央决定?”
姚文元也不是常委,到得最晚。照武健华的记述,他是华国锋亲自打电话叫来的,这时王洪文、张春桥已经关进了隔离室,华国锋在电话里说:“文元同志,我正在和洪文、春桥同志在怀仁堂,商量出版毛选五卷的事,有些问题还想听听你的意见。是不是请你现在就来,一道研究一下。”姚文元说:“好的,我马上就到。”等他的时候,华国锋问:“还要我们出面吗?”叶剑英说:“免了吧!”汪东兴说那好办,请国锋同志写个手令。服务员把平常吃夜餐用的小桌搬到华国锋身边,拿来开会时备着的纸和铅笔,华国锋很快写好,交给武健华。八点二十五分,姚文元一进东休息室的门,就被两个人拽住胳膊、压住肩膀。他不住地喊:“谁让你们干的?谁让你们这样做?”武健华站起来宣布:“中共中央决定,对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华国锋。”姚文元被架着往外走,还在喊“我有话要说”,上了车仍旧嚷个不停。亲手抓他的警卫参谋张云生记得,他喊的有一句是:“你们为邓小平翻案!”押他的人把他的嘴塞住了。
八点三十分,事情办完,从王洪文进门算起三十五分钟,没有放一枪。汪东兴给李先念打电话:“先念同志,我们又打了一个大胜仗啊!”吴德守在市委的电话机旁,不到九点接到汪东兴的电话,说一切顺利。卫戍区这一头,以吴德的名义通知四个人在北京的几个亲信到市委开会,到了就扣下。新华社、电台、人民日报社、机场、邮电局都由卫戍区控制起来;照吴德的说法,那天晚上北京实际上实行了暗中戒严,外地进京的路口全被监视,防外地的部队进北京。
晚上十点,在京的政治局委员被汪东兴一个一个打电话叫到西郊玉泉山叶剑英住的九号楼,其中多数人事先已经被个别打过招呼。华国锋向大家宣布,今天晚上八时,已经在怀仁堂以召开常委会为由拘捕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是在她的住地拘捕的,“分别向他们宣布了由我签署的中央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到会的人听完,一致通过了对四个人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
接着定主席。华国锋提议请叶剑英担任,叶剑英站起来说不妥,自己已经七十九岁,提议由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会议一致通过,“待召开中央全会时予以追认”。这份决议,是十月三日起就着手起草的。会上还原则通过了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建立毛主席纪念堂的两个决定,三天后登了报,各地掀起了拥护“两个决定”的高潮。
讨论发给全党的通报文件时,有人提出,毛主席讲过对文化大革命要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文件是不是应该指出它错在哪里。叶剑英说这个文件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竖起大拇指,说毛主席还是这个。会开到清晨四点多,散会后,所有政治局委员都在玉泉山住下了。
上海的市委书记马天水十月七日被叫到北京,听了通报。后来不少书和文章都讲,他当场说这是政变,是宫廷政变;吴德记得的是,他说隔离审查是错误的。留在上海的人两天联系不上张春桥他们,也联系不上马天水。十月八日下午两点,另一位市委书记徐景贤召集人开会,说北京很可能发生了政变。傍晚又开市委常委会,开到七点多,北京的暗语电话打来了,有一个说的是“我娘心肌梗塞”。会上,写作组的一个人说,中央肯定发生了军事政变,上海得准备战斗,搞成巴黎公社,维持几天总是可以的;还可以先发一点材料,比如赫鲁晓夫是怎样上台的材料。另一个人提了几句口号:“还我洪文”,“还我春桥”,“还我江青”,“还我文元”。徐景贤亲笔写了手令,“三千五百人集中,三万一千民兵待命”。马天水在北京的宾馆里对秘书说,一旦干起来损失太大,现在是“大势所趋,干是不行了”。接着中央通知徐景贤和书记王秀珍也到北京开会,两个人去了,上海没有打起来。
发给全党的第十六号文件,通报的是党中央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决定。北京开了百万人的庆祝大会,政治局指定吴德讲话,讲稿由政治局集体讨论定稿,里面有一句“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华国锋主席”。
四个人关在地下的隔离室里,由抓他们的那几个组日夜看守。江青对看守说:“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对我这样。”她还问过,是不是邓小平叫你们干的。张春桥每天看《毛选》,看得很仔细,点点画画。姚文元有一回往外跑,看守他的张云生抓着后衣领,把他从门口一下子摔回到沙发上。
被打倒的邓小平这时住在西山。李先念、陈锡联和吴德去看他,他非常高兴:“很好啊!我可以过一个安宁的晚年了。”又说这种方式好,“干净利索!”十月底,叶剑英找中央调查部副部长熊向晖长谈,说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现在一下子马上出来不行,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
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是第二年七月开的,会上通过了《关于追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和《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四个人这时已经在秦城监狱关了三个月。
一九八一年的历史决议写到这件事,主语是“中央政治局”,说它“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又过了十八年,华国锋在家里对一位来看他的前省长讲起那个晚上,说当时宣传舆论部门都被那四个人控制着,上海已经发了大批枪炮,这样做是“被迫采取的特殊手段”。他接着说:“这是正常情况下绝不可采取的办法。”
——吴德口述、朱元石整理《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两方对垒”“江青的无理纠缠失效”“共商对策”“粉碎‘四人帮’的过程”等节
——武健华《叶剑英汪东兴密谈处置四人帮》,《炎黄春秋》2013年第2期,第5—18页
——张根生遗稿《听华国锋谈几件大事》(1999年3月9日华国锋谈话记录),《炎黄春秋》2008年第10期,第9—10页
——陈锦华《国事忆述》,2005年,第二章“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派出的上海工作组”,第43—48页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法律出版社,1982年,第358—362页(徐景贤法庭陈述)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第604页
——《陈锡联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第481—482页
——华方治《中南海警卫工作见闻》,《炎黄春秋》2014年第3期,第26—27页
——张云生口述、阎长贵、李宇锋整理,载《“休闲江青”与“毒药事件”》,《炎黄春秋》2014年第11期,第36—37页
——熊蕾《1976年,华国锋和叶剑英怎样联手的》,《炎黄春秋》2008年第10期,第8页
——王凡《江青护士马晓先谈江青》,《历史学家茶座》第3辑(据文革与当代史研究网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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