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日的北京戒严令，末尾署的是国务院总理李鹏的名字，头一天夜里在大会上代表政治局常委会讲话的也是他。六月三日夜里，军队开了枪。三十多年来，许多人把这笔账记在李鹏头上；外面流传过一个说法，说戒严是政治局常委会三票对两票表决通过的；官方的说法是部队遭到袭击，“被迫自卫”。实际上，从定戒严、签调兵令，到定清场的日子、批准六月三日晚上的方案，拍板的都是邓小平。他那时不是政治局常委，职务是中央军委主席。定下戒严的那天，他当面交代李鹏，不要把他说出去。

事情要从四月讲起。那年四月，前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北京的大学生上街悼念，要求惩治腐败。四月二十五日，邓小平听了李鹏和国家主席杨尚昆的汇报，把学生上街定为“动乱”。李鹏当夜就把这个讲话向各级干部传达，第二天又改写成《人民日报》社论。社论一出，上街的人更多了。总书记赵紫阳后来回忆，邓对李鹏这样大范围传达他的话是不满意的，邓的孩子对把父亲推到前台也不满意；邓的女儿还给赵的秘书鲍彤打电话，希望在赵的五四讲话里加上邓爱护青年的内容。

邓小平退下来的时候，党内有过一个不公开的决定：最重要的问题仍然由他拍板。他要握着这个最后决定的权，又不愿意让人看见；拒绝同学生对话、调兵这些事的责任，要总书记赵紫阳出面来担。五月十三日，学生开始在天安门广场绝食，要求改掉“动乱”这个定性。十六日，赵紫阳会见来访的戈尔巴乔夫，当着电视镜头把那个决定说了出来。

十七日，赵紫阳打电话要求见邓。他想单独劝邓松口，改掉社论里的定性，让绝食的学生停下来。邓的办公室回话，下午到邓家开会，常委和杨尚昆都去。赵后来说：“我本来是要求见邓个别面谈的，邓决定到他家开常委会，我就感到事情有些不好。”

下午四点，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五个常委和杨尚昆到了地安门邓小平家里，邓的办公室主任王瑞林做记录。赵紫阳先讲，说只要对社论的定性松一下口，事情就能缓下来。他讲的时候，邓的表情很不耐烦。他一讲完，李鹏、姚依林立即站起来批他。邓小平最后讲话。李鹏当场记了笔记，邓说的是：“不能再让，再让中国就完了”，“我想的办法是戒严”。他指定李鹏、杨尚昆、乔石三个人负责实施。

李鹏的笔记里还有邓的一句话：“将来写历史，错了写在我账上”。赵紫阳记得的是另外两句。一句是邓说，如果这个决策错了，由大家共同负责。另一句是邓对李鹏说的：“这次不要像上次那样搞了，不要把我决定戒严的事捅出去。”李鹏连连说：“不会！不会！”

这天没有举手表决。照赵紫阳的说法，到会的常委里，他和胡启立主张改社论，李鹏、姚依林反对，乔石没有明确表态，“实在说，没有什么正式常委投票。”李鹏的日记里，乔石是点了头的。六点钟左右散会，李鹏写道：“我的精神为之一振，赵显得垂头丧气。”赵紫阳回到家，让鲍彤起草了辞职信，后来被杨尚昆劝了回去。第二天他又给邓写了一封信，请他重新考虑，邓没有答复。

十八日，杨尚昆带着刘华清、迟浩田两位将领到邓家汇报兵力部署。邓问：“戒严以后北京市区有多少解放军呀？”杨尚昆答：“解放军和武装警察的全部兵力为十八万人。”杨尚昆随后递上一份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的名义拟好的调兵命令，邓签了字。公布出来的是国务院的戒严令，签署人李鹏。十九日晚上的大会上，杨尚昆对全场说，调来军队“绝对不是针对学生的”。

军队没能进城。北京市民涌上街头，成群结队的老太太和孩子躺在路上，把军车拦在郊区，一拦就是十多天。

五月二十一日，七位开国上将联名写了一封信。张爱萍上将的儿子、总参谋部军训部大校张胜拿着信稿，开车一家一家找老将军签字，签齐了，送到军委办公厅。信只有几句话：“人民军队是属于人民的军队，不能同人民对立，更不能杀死人民，绝对不能向人民开枪，绝对不能制造流血事件。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发展，军队不要入城。”出来接信的处长读完，脱口说：“来得太及时了，这封信！部长们正开会呢，研究要不要出动部队戒严。”

张胜又给《解放军报》记者江林打电话，把信“逐字逐句、包括标点符号”念了一遍。江林记下来，再逐字念给《人民日报》的一位编委。报社把版面都留好了，打电话问总参谋长迟浩田。迟浩田先说恐怕不好吧，过了半个小时回电话，口气很肯定：“千万不要发表，因为信是写给领导的，不是供公开发表的”。不准发表，是邓小平的命令。信送进去以后，再没有下文。

这一天定下来的是增兵。李鹏当天的日记写，杨尚昆决定让受阻的部队原地休整三天，同时“调后续部队进入，形成大军压境之势”。常委乔石这天到赵紫阳家里，讲了部队被堵的情形，赵紫阳记下了他的话：不少人已经感到有点骑虎难下了，“如果不是邓一再督促，并且决定调更多的军队来京，这场大悲剧也许可以避免”。

六月一日晚上，常委碰头，定的办法是让工人纠察队走在前面，部队跟在后面，去清理天安门广场。第二天上午，邓小平、李先念、彭真、杨尚昆、薄一波、王震几位元老，同五个常委里到会的三个，李鹏、乔石、姚依林，一起开会。王震说：“谁要推翻共产党，谁就死无葬身之地。”李先念说：“要立即挖掉这个病灶，要立即清场。”留下来的记录里，没有人提工人纠察队。邓小平最后说：“建议戒严部队指挥部今天晚上开始实施清场计划，两天完成。清场了，要向广大市民和学生讲清楚，责成其离开，做到仁至义尽。实在赖着不走的，后果自负。”他要杨尚昆去找军委的人开会，“传达政治局常委的决定和我们大家的建议”。

当天夜里部队往城里开，又被人群拦住。六月三日下午四点，李鹏、杨尚昆、乔石和军队、北京市的负责人在中南海勤政殿开紧急会议。李鹏的日记写，会上议定争取和平解决，但如果遇到武力阻拦、造成军队伤亡，“军队有权实行自卫”；会后，“尚昆同志作为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直接向军委主席邓小平同志作了汇报，小平同志批准了今晚的清场方案。”

这次会议有一份记录后来流到了海外。记录里，杨尚昆说他刚同邓小平联系过，邓要他转告两点：明天天亮以前解决问题；对学生要讲道理，别的办法都不行了，部队才可以用一切手段。杨尚昆还说，广场里面不许死人，这也是小平同志的意见。

总参谋部随即给各部队下了紧急命令：“采取一切手段及时排除障碍，如遇到阻拦，采取坚决措施，迅速到达预定位置。”傍晚六点，广播里开始反复播送紧急通告：“凡不听劝告的，将无法保证其安全，一切后果完全自己负责。”

从西边进城的是第三十八集团军，晚上九点半出发，沿长安街往东。走出不远，车队停了，带队的代军长张美远被叫到军事博物馆去开会，北京军区的前进指挥部刚到那里。他回到部队不久，十点钟左右，五棵松、木樨地一带响了枪。现在知道的最早的死者叫宋晓明，就是这个时候在五棵松路口一带中弹的。一位目击者写道：“十点十分以后，枪声越来越密，后来枪声像下雨一样。”

别的部队陷在人群里，电台不通，命令要靠人送。第四十集团军军长吴家民后来写，夜里十一点十分，“有个穿便衣的人说什么也要见我”，那人掏出工作证，是某领导机关的副部长，来传达上级首长指示，部队当晚一定要到达指定位置，“必要时可以果断处置”。他手下一个处长借了辆自行车去传令，凌晨一点左右，把几个团长、营长悄悄叫进两条公路中间的树林里，穿着便衣开会。有一支部队没有接到。凌晨一点左右，它的两名军官浑身是血跑进设在人民大会堂的指挥部，报告部队到了指定位置，是徒步上来的，干粮被烧被抢。首长问为什么不鸣枪，回答是：“只接到不准开枪的命令。”

天坛公园东门外，第二十集团军一个团的三百多人被几万人挤在路边的铁栏杆和公园围墙上，动弹不得。随队的报道员朱双喜后来写下了他看见的事。团长蹲到政委身边耳语了一阵，叫他和十几个战士围成一圈，“一只用被子裹着的木箱轻轻放到了我们面前”。箱子打开，是子弹。团长把子弹分给十七名枪法好的干部，轻声作了交代。四点零五分，围着的人散了将近一半，团长喊部队集合，高声说：“同志们，先整理着装，一路上要走好。我们是人民子弟兵，要给首都人民留个好印象！”接着下令向后转，齐步走。人群里响起一片掌声，有人喊“解放军万岁”，有人打出胜利的手势。队伍朝后走出大约三十米，团长突然下令立定、向后转，人群一拥而上，又把部队围住，他只好再往后撤。走着走着，又是一声立定、向后转，这一回四名军官一齐朝天开了枪，人群趴下一大片。几个穿白上衣的女学生吓哭了，战士对她们说：“别哭，快离开，我们不打你们！”

参加戒严的军人后来写的文章，凡是写到开枪，都说是朝天鸣枪。只有一位军队的摄影记者写了木樨地：“战士开枪击毙了少数暴徒。”

那一夜，李鹏、乔石、杨尚昆守在中南海里，听各路部队的消息。已经被排斥在一边的赵紫阳在家里：“六月三日夜，我正同家人在院子里乘凉，听到街上有密集的枪声。”他此后一直被软禁，直到去世。在那封信上签过名的老上将萧克，据他的秘书讲，听见大街上枪声大作，难过地说“这下完了！”，后来两顿饭没有吃下去。六月四日清晨，留在广场上的学生撤了出去；军队在通往广场的路上向人群开了枪，在广场内也开枪打过学生广播站的喇叭。李鹏早上六点去睡，睡到十点。

那几天，香港的报纸传邓小平已经去世。六月九日，他在中南海怀仁堂露面，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公开发表的讲话里，他说一大批老同志“是支持对暴乱采取坚决行动的”，说“我们的解放军考试合格”。李鹏日记里抄下的讲话，有一句公开文本里没有的话：“该开枪自卫的就开枪，否则就不像人民解放军了。”

六月三十日，北京市长陈希同代表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报告，说非军人死了二百余人，其中大学生三十六名；说部队是“迫不得已奉命对空鸣枪开道，进行反击，击毙了一些肆虐的暴徒”。奉的是谁的命令，报告没有写。

二〇一一年，陈希同对来访的人谈起这份报告：“那是人家写好了的材料，指定我去念的。”他说，邓小平作出戒严、清场的决定是很不容易的。至于报告，“要我读，我就念，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改。”

——吴仁华《六四屠杀内幕解密：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允晨文化，2016年，第22—24、29、41—42、45、51—62、65、74页（王福义《铁流东进天安门》、王晓明《目击实录》亦经该书转引）
——赵紫阳《国家的囚徒：赵紫阳的秘密录音》，时报文化，2009年，第44、56、58—63、65—66、374页
——李鹏《李鹏六四日记》（校勘本），1989年5月17日、5月21日、6月1日、6月3—4日、6月9日日记
——戴晴《邓小平在1989》，博登书屋，2024年，第151—154、200、203—205页（含戴晴采访江林、张宝林及陆超祺日记的转引）
——傅水生《难忘的八天八夜》、吴家民《再度京华》、刘新力《八闯三元桥》、朱双喜《两退两进都是情》、李靖《镜头下的长安街》，载《戒严一日》（转引自吴仁华《六四屠杀内幕解密：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允晨文化，2016年，第51—52、54—59页）
——张良编，黎安友、林培瑞编订《The Tiananmen Papers》，Abacus，2002年，第477、484—488页
——杜导正《赵紫阳还说过什么？杜导正日记》，天地圖書，2010年，下篇“萧克等七位老上将反对武力镇压‘六四’——听到枪声后，萧说这下完了！”，1990年9月27日日记
——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1989年6月9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02—308页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0—12、33页
——陈希同《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1989年6月30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
——陈希同口述、姚监复整理《陈希同亲述：众口铄金难铄真》，新世纪出版及传媒，2012年，“第一次谈话记录”（2011年1月6日）、“第二次访谈记录”（2011年1月17日）
——陆超祺《六四内部日记》（转引自戴晴《邓小平在1989》，博登书屋，2024年，第151—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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