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上午,邓小平把胡耀邦、赵紫阳等几个人叫到家里,讲各地学生上街的事。讲着讲着,他点了一个大学副校长的名字。他说他看了方励之的讲话,“根本不像一个共产党员讲的,这样的人留在党内干什么?不是劝退的问题,要开除。”
这一天,五十岁的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方励之在合肥,照常办事。早上八点半,他在宾馆见了一位美联社记者,这次采访是中央批准的。下午两点到五点,他主持教师职务评定会,一批教师升了教授、副教授。头天夜里十一点,学校的选举结果揭晓,他以最高票当选区人民代表。再往前一个星期的深夜,他刚把在合肥市政府门前静坐的上千名学生劝回了学校。傍晚六点半,他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事情要从一个半月前说起。方励之是研究宇宙学的物理学家。一九五七年反右,他的恋人李淑娴被定为右派,两个人为了保住他的前途分了手,他还是被定为“严重右倾”,第二年被开除出党。两人后来结了婚,他的党籍也恢复了。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四日,他头天晚上刚从意大利开会回到北京,当天下午就要南下。在北京的这半天,他和李淑娴去了老朋友许良英家,在座的还有《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许良英和刘宾雁当年都是右派。四个人商量的是一件事:反右运动快三十年了,我们能做些什么?商量的结果,是开一次“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通知由方励之起草。他在南下的路上写出初稿,到合肥寄给了许良英。
通知不长。会期定在一九八七年一月三日到五日,地点北京,费用自理,请收信人在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回信,说明来不来、讲什么题目。发起人署了三个名字:许良英、刘宾雁、方励之。通知寄给了四十位当年有名的右派,其中有民盟中央副主席钱伟长,反右以前他是清华大学的副校长。许良英一九五三年就认识他,给他的那一份是许良英寄的。
方励之南下,先到上海和宁波的几所大学讲学。一到上海,就有人替市委宣传部长传话,要他注意,不要多说话。他后来写道,那时候的风气是当局越不欢迎的,学生越欢迎,结果他比原计划说得还多。他讲的是民主和改革:学术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宪法上都有明文,应当变成真的权利;大学的事,教委只要负责拨钱,其他不用多管。台下学生递上来的问题更直接,有人问他,中国的贪官污吏占当官的人数多少。十一月十八日在同济大学,上千名学生涌进会场,打出一条大横幅,说共和国需要他。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一路跟在他后面:他到上海,万里也到上海;他到宁波四天后,万里也飞到宁波,要走他每一场演讲的录音。宁波大学推说没有录音,万里下令,不交出来,他的专机就不起飞。学校只好交了一盘不完整的。
十一月二十九日,万里追到合肥,第二天在稻香楼召开高等教育座谈会。省里的最高官员、各大学的书记和校长,约一百人到场,电视台也来了。会开到十一点,万里点名要方励之坐到他旁边,当众答复批评。方励之一坐下,就看见万里手里有一个小本,记的是他在上海、宁波历次讲话。他本来打定主意不辩解,可是当着一百多人,他同副总理辩了一小时十五分钟,两个人越说越快,声音越来越高。最后一个回合,万里问:“你的党龄多长了?”
“三十年。”
“我五十年了。”
当场的录像、录音全部被中央收走封存,新华社没有发这条消息。
就在这一天,科大校园里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十二月是区人民代表选举的日子。选举法规定,十个以上选民提名的人都可以当候选人,可是几十年来,名单都由上面拟好,选民只管画圈。这一次,选举委员会照旧在十一月二十八日公布了名单,定在十二月五日投票。学生不承认这份名单,要求照选举法办,否则抵制选举。选举委员会只好取消投票,重新提名,并决定开一次竞选大会。
十二月四日晚上,几千名学生挤满了礼堂。方励之没有去。他后来说,当局要校长尽快把学潮扑灭,可是学生并没有错,他想躲开这个两难。快十点了,会还不散,他去了。一进礼堂,上千个学生挥手要他表态。他讲了六年前的事:北京大学也有过自由竞选,两个学生选上了代表,后来分配工作时“被穿了小鞋”。他说:“我作为一名副校长,要保证所有选举人和被选举人及发表过各种观点和看法的人受到保护”。谁要像六年前对付北大那两个学生那样对付他们,“除非把我们撤职查办”。全场欢呼。那晚他还说了一句:“民主只有靠大家的觉悟,争取到才是牢靠的,否则,给予你的是会被收回去的”。
学生争到了提名权,却不肯停下来,决定第二天下午上街,把选举的事宣传到社会上去。方励之不赞成。他的理由是,出了校门事情就复杂了,到了校园外面,他想保护学生也无能为力。十二月五日整个上午,他找来六七个学生领袖,劝他们收回决定,没有劝住。下午一点,队伍已经在图书馆门前集合,他赶到那里再劝,五分之二的人留下了,其余一千多人举着标语出了校门。有学生对他说:“就让我们游一次吧,我们还从来没有游过行呢!”那天没有出事。路线事先告诉了公安局,沿途有警察维持交通,学生和警察还互相举手致意。安徽当局公开答复学生:游行是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学生游行是合法的。
科大学生要求改革选举的游行,引来各地大学响应。上海的学生十二月十七日上街,十九日清晨被警察用武力驱散。二十三日,科大学生再次上街声援上海,这一回怒气冲冲,从下午三点起涌到合肥市政府门前静坐,要安徽当局表态谴责上海警方。当局不答应,围观的人越聚越多。天黑以后,省委开始考虑用武力驱散学生。
晚上十点左右,方励之和校长管惟炎挤进了市政府。一部分学生占着大楼东边,市政府负责人留在西边,两边不说话。两个人在东西两头来回跑,传话、调解,花了两个多小时,谈成一个办法:市政府把学生的要求转达上海,学生结束静坐。可是广场上口号声不断,只要有一小部分人不接受,静坐就收不了场,而当局很可能在凌晨动手。学生领袖、管惟炎、方励之依次出去讲话。面对几千张愤怒的脸,他后来只记得自己最后一句是:“因此,我建议现在就结束今天的活动,大家返校”。话音一落,上千名静坐的学生同时站起来,慢慢向后撤去。回到学校已是凌晨两点。第二天,据说安徽当局还表扬了他们两个人。
北京是另一种态度。李淑娴开始不断从北京打电话来,说她从极可靠的方面得知,中央正在开会研究怎么处置他,据说提到的办法里有一条是“制造车祸,一了百了”,要他赶快回北京,不要再管科大的事。方励之没有全信。学潮是他们在第一线平息下去的,中央怎么会不知道;再说课还没有上完。十二月二十九日晚上七点到九点,他讲完最后一课,内容是引力与量子。
第二天上午在邓小平家里,被点名的不止方励之一个。邓小平说,上海的王若望“早就说要开除,为什么一直没有办?”又说,对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处理要坚决,“他们狂妄到极点,想改变共产党,他们有什么资格当共产党员?”他说,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这话是说给在座的总书记胡耀邦听的。他还表扬了几个人:这次学生闹事,费孝通、钱伟长等几位民主人士“态度是好的,不好的倒是我们有些共产党员”。讲到后面,他提起三十年前的事:一九五七年反右派的斗争,“有太过火的地方,应当平反。但我们对它没有全盘否定。”
科大学生上街,要的是改革选举。邓小平提起反右,是因为那份讨论会通知这时已经到了他手里。送上去的人是钱伟长。他收到通知,没有给许良英回信,而是通过民盟中央密送中共中央,还附了话:“方励之是一个政治野心家,他自称是中国的瓦文萨”,又说自己的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解决,“但与他们是不同的”。瓦文萨是波兰团结工会的领袖。钱伟长说的问题,是清华大学副校长的职务还没有恢复。费孝通也收到了通知,没有回音。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是邓小平以总书记的身份主持的,五十五万人被打成右派。事后给人平反可以,这场运动本身,他不许人否定。见到三个当年的右派联名要开会研究反右,他大怒,要把写信的三个人开除出党。只是说到第三个人的时候,他说出的名字是王若望。王若望是上海的作家,邓小平早就要开除他,可是通知上没有他的名字,署名的是许良英。许良英就这样漏了过去。方励之后来听到的说法是:“据说是邓小平一时说不出许良英的名字。”
邓小平这篇讲话,成了中共中央一九八七年的第一号文件。学潮的账算在了胡耀邦头上。一月二日他写信请求辞职;在批他的会上,有人揭发他的一条罪状就是“邓小平、陈云说了要开除方励之、王若望”,“胡耀邦都顶着不办”。一月十六日公报发表,他不再是总书记。
一月十二日晚上,电视新闻的头条是:免去管惟炎的科大校长职务,撤销方励之的副校长职务,调他去北京天文台。方励之这时已经回到北京的家里。那晚饭吃得晚,他忘了开电视。七点刚过,电话响了,一个朋友兴奋地说“祝贺你”。他不明白贺的是什么。朋友说:“还不快看电视,你被撤职了,两地问题解决了,还不高兴!”一九六九年李淑娴去了江西,两年后回到北京大学教书,方励之却留在合肥的科大,这个家一南一北分了十八年。他多次要求调回北京,当局一直不批。
一月十七日,安徽省纪委作出开除他党籍的决定,列了五条错误。讲到学潮的是最后一条:十二月四日晚,“当中国科技大学部分学生酝酿闹事时,他进一步煽动说”,民主不是从上到下给予的,是靠自己争取到的;“第二天,中国科技大学和合肥部分高校学生便上街游行”。第二天上午他做了什么,十二月二十三日夜里他做了什么,决定里没有写。那份讨论会通知,五条里一个字也没有提。
一月十九日,全国电视新闻的头条又是他,这一次是开除党籍。照党章,开除一个党员要先经支部讨论通过,再由上级党委批准;只有战场上、地震时那样的紧急情况,才能由上级直接开除。方励之后来写道:“一九八七年没有战争,也没有地震。”这是他第二次被开除出党。上一次是一九五八年。
中央还把他的讲话摘编成十万字的言论集,印了五十万册,发到全党的支部,供批判用。许多人是从这本集子认识他的。后来中央下令收回,黑市书摊上已经有了复制本。信从全国各地寄来,有一天他收到一百五十七封。
钱伟长当上了全国政协副主席,费孝通当上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二十年后,许良英写到自己寄给钱伟长的那份通知,说:“想不到他出卖了我们。”
那份通知,后来被中央收进批判刘宾雁的材料,全文印发。上面写的是:“反右运动的许多当事人,已年过花甲,应该及时把有关史料收集和保存下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方励之《方励之自传》,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25—26、59、292、360、364—379、552—556页。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4—197、404页。
——许良英〈当代中国大灾难的开端:反右运动——纪念反右50周年〉,载丁抒主编《五十年后重评「反右」——中国当代知识份子的命运》,田园书屋,2007年。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办公厅编《方励之的真面目》,法律出版社,1989年,第8—10页。
——赵紫阳《改革历程》,新世纪出版社(香港),2009年,第192—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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