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32岁的张爱玲，只身在烈日下走过了宝安县罗湖桥来到香港。在她身后，上海公寓里的流言与传奇，被铺天盖地的标语和口号湮没，她的身影则在他乡渐行渐远。她想活得真实一点，无需遮掩、无需躲藏，她想用自己的天赋，给自己挣得一份安稳，但那一年，很多中国知识分子都面临了选择：跑还是不跑？她观望过、犹豫过，也尝试过，实在没有一点点可以退缩的空间，终于，她一走了之。

对五四运动，张爱玲有迥于常人的清醒与远见，她在形容音乐的一段文字中，说自己不喜欢交响乐，用了“五四”运动做比：那是浩浩荡荡五四运动一般地冲了来，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变了它的声音，前后左右呼啸嘁嚓的都是自己的声音，人一开口就震惊于自己的声音的深宏远大；又像在初睡醒的时候听见人向你说话，不大知道是自己说的还是人家说的，感到模糊的恐怖。

早在民国时代，有人问张爱玲，能否写无产阶级的故事，她甚是不屑，说自己不熟悉，“不会。要末只有阿妈她们的事，我稍微知道一点。”后来明白这些旧家庭的老妈子也不能算作无产阶级，她就不打算写“无产阶级”的事了。

上世纪40年代左翼文学风行时，张爱玲曾对朋友说，她感到一种压力，一种非要她写什么的压力。那是当时作家都面临的必须趋同的政治压力。1949年以后，张爱玲以往的作品被归入小资产阶级类，不过，她也被列为可以“争取”的对象。

1950年，她不得不开始尝试写“无产阶级”的故事，她写出长篇小说《十八春》。小说结尾，男女主人公投身了革命，在延安再度相逢，此书在上海引起轰动。尽管她生硬地努力向新政权靠拢，书中的一句话还是透漏了她的敏锐与清醒：“政治决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

也就在这一年，年轻的张爱玲被礼遇，应上海宣传部长夏衍之邀，参加了上海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张爱玲身穿深灰色旗袍，外罩网眼绒线衫，虽然坐在后排，也未发言，但在五百多人几乎统一的蓝色和灰色海洋里，这副旧上海女人的普通打扮，还是使她成为“异数”。那时“新中国”最时髦的装束，男士皆着中山装，女士皆着列宁服。1951春天，弟弟张子静最后一次与姐姐张爱玲见面，问她对未来的打算。沉默良久之后，张爱玲说：“人民装那样呆板的衣服，我是不会穿的。”

选择往往决定命运。1949年是选择南渡还是北归，现在是选择财富还是自由，不同的选择注定了不同的命运。这种选择的机会不是随时都有，基本上30年一次，大多数人一辈子只有一次选择的机会。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任何时代，在一秒钟内看到本质的人，和花半辈子看不清的人，命运自然是大不一样。《阿甘正传》里的阿甘说，“你若遇上麻烦，不要逞强，你就跑，远远跑开。”

一个时代特别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每个人其实都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所走的路往往又决定了不同的人生命运和最终结局。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真正能够自主抉择的人往往少之又少，芸芸众生都是在随波逐流，所谓的枭雄更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人都不过被一个大变革的时代碾的粉碎。面对一些小人物被命运所裹挟的无奈处境，那个写下《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龙先生感慨：“一滴水，怎么会知道洪流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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