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武汉大学如日中天的1988年，刘道玉准备开始第二个五年规划时，一道撤职令突然传下来，他不得不离开武汉大学校长一职。被免职后，刘道玉的日子不太好过。大会小会上都要点他的名，生病住院都会被拉出来做检讨，但他从没写过一个字。

杨小凯1995年受刘道玉之邀回武大讲学，校领导不但禁止他讲课，甚至还派人监视他的行踪。
在被免职后，刘道玉还多次受邀出任厦大、暨南、华侨等大学的校长，甚至还有某市市长、团中央书记，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了。
他心灰意冷地说：“我不是做官的料，只会办教育。但是，既然换来换去都是那个婆婆，我又能做成什么呢？”

他曾写过一副对联：“生不做万户侯，死不争半寸冢。“这是他对为官的真正态度。

刘道玉心心念念的仍然是教育。在长达100多万字的著作和无数次的演讲中，他对中国的教育之积弊提出了大量真知灼见。

他抨击错误的基础教育是“戕害人性”，对功利化、官僚化、排斥现代文明的办学方式深恶痛绝，无一不指向中国教育的病根所在。
一个合格的教育改革家，他的骨子里是个理想主义者，但做事的方式却更像实干家和冒险家，能将空中楼阁般的教育理想，落实成触手可及的现实。

正如刘道玉所说：理想主义者和务实主义者最大的区别就是，理想主义者对现实的很多东西总认为不完美、不满意，总要想改它，追求事物最完美的状态。而现实派认为现成的东西都是合理的。

培根有一句名言：新东西再好，人们也会因为不适应它而反对它；旧事物尽管有很多问题，因为人们适应它，所以愿意保护它。

但是改革者和理想主义者的意义是什么？理想主义者存在的价值，就是让后人沿着他们的足迹前进。他们可能看不到自己的成果，他们可能还没有看到曙光的时候就已经被浪潮淹没了，但是后人会沿着他们的足迹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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