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全國文科狀元沈元最後的生命時光：
1970年4月的一天，北京工人體育場在召開“公審大會”，宣判“反革命分子”。一聲吆喝，押上二十多人，在主席台前站了一排。名曰公審，沒有公訴，不准辯護，只有判決。一兩個是“從寬”的典型，其餘皆“從嚴”。宣判某人死刑，某人立刻癱倒在地，後面兩個解放軍戰士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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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全國文科狀元沈元最後的生命時光：
1970年4月的一天，北京工人體育場在召開“公審大會”，宣判“反革命分子”。一聲吆喝，押上二十多人，在主席台前站了一排。名曰公審，沒有公訴，不准辯護，只有判決。一兩個是“從寬”的典型，其餘皆“從嚴”。宣判某人死刑，某人立刻癱倒在地，後面兩個解放軍戰士把 他遞了起來。
二十來個都癱倒了，只有一個被判了死刑的人依然站立。宣判大會結束，所有被判了死刑的人，也只有這個人是自己走出會場，其他的人都是被架着拖出去的。
到了刑場上，這個人大喊一聲：“我還有重大問題要交待！”
行刑人退出了槍膛里的子彈，把他押回去。其他人都倒在血泊里了。實際上這個人並沒有交待出什麼“重大問題”，第二天又被押赴刑場……
這個人就是沈元，是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實習研究員。他被執行死刑的罪名為“投敵叛國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文革”前，他發表的幾篇歷史學論文，轟動史學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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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學者王銳的考證，沈元是1970年北京市“一打三反”運動中第三批遇難者。1月27日處決的“文革思想者”有王佩英、馬正秀等19人，是第一批遇難者。第二批是3月5日被處決的遇羅克、顧文選等19人。第三批就是沈元等10餘至20餘人。北京市當局在不到三個月時間，連續三次公開成批處決“反革命”犯，其密度甚至超過1950年初的“大鎮反”（處決人數不及當年）。
---一個被槍決的高考狀元北大高材生的沈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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