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六四成了天花板，民主在那个叫中国的时空就没有希望了。乐见更多具有民主诉求的年轻人把六四作为上一代人铺下的地板，而不是供自己仰望的天花板。这才是希望。不是一蹴而就改变现状的希望——那是异想天开，而是从自己做起，一点一滴改变贫瘠的民主土壤的希望。毕竟，抗争的意义，不在于它能立即改变现状，而在于抗争者在立志做人，做主宰自己命运的人。这样的人多了，独裁就难以为继，民主才有希望。】

我们这代人不管后来变成什么样，人生的成年好象是从1989年那个夏天开始的。那时候，我们向往民主，但没有见过民主，以为拼命抗争，就可以一蹴而就。一蹴而就的是那场惨剧，民主却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只有事件，没有进程。但民主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个进程。近代以来，中国不缺少大大小小的追求民主的事件，但反复难产，孩子生不出来，也无所谓成长。

六四是中国现代文明化反复难产中一场母婴双亡的惨剧。三十七年后，被那场惨剧塑造的一代人也逐渐进入暮年。很多曾参与其中的年轻人和大妈大叔背着六四的行李箱逃出来，或被赶出来，三十多年再也没有离开过那个行李箱。

六四那代人背出来的行李箱有多沉重？前年六四之际，有自称搞民主的人士，把美国大学校园的哈马斯拉拉队跟天安门的抗议学生相提并论，甚至暗示美国警察像解放军一样镇压学生。这是一群苟活者对在六四镇压中失去生命的年轻人的羞辱。向往自由的人用抗议争取民主，像天安门的学生；独裁势力发动有用的蠢货抗议破坏民主——中华民国在大陆被推翻就有这类有用的蠢货的功劳。这是基本的是非。

但有些六四的苟活者不辨是非，突破不了低矮的认知天花板，举旗抗议成了他们的巴甫洛夫铃铛，只要听到抗议的铃声，不管是争取民主还是破坏民主，他们就会兴奋地往前凑。可悲又可怜。

疫情最后一年的四月，崔健在网上开演唱会，说该变的都没变，不该变的都变了。平日大家看到的是变了的那些，产生出全都已经改变了的错觉。但决定人群命运的那些东西一点都没变，野蛮的照旧野蛮，疯狂的照旧疯狂，而且野蛮和疯狂的能量更大了，不只是制度层面，而且是人群的精神世界层面。

三十七年中，国民大都被暴力和利益驯化了，屠民治国成了上上下下的信仰。他们或者主动选择相信，或者半推半就地相信，高压加镇压才能发展经济，只要生活水平能提高，其他都无所谓，只要自己的生活水平能提高，牺牲一下其他人的利益、健康、未来、生命……都是可以接受的。

1990年代的最初两年，6月3日夜，北大宿舍楼的酒瓶子就像冰雹一样密集地落在楼下的石棉瓦自行车棚上。大约是第三年，突然就平静了。那代学生离开了校园，驯化的一代成了新生主流。

往事随流水，转眼三十七年。人群被暴力和利益驯化之后，社会就变成一座温顺的疯人院。一位国内做出版的朋友说，我们好象全都被这几十年的“奇迹”驯化了，说出了大部分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现状。看他们相信的东西：弱肉强食、权利不能当饭吃、武统台湾、欧洲完了、美国完了、民主没效率、东升西降……这是个奇异的精神世界梦幻组合。

很多年前，每逢春夏之交，北大校园就盛开着结不出果实的红罂粟，绰号“虞美人”。中国曾发生的每一个争取民主的事件，都是刚开始就结束了，生生死死，花开花落，像结不出鸦片的罂粟。

说这些话会被认为是对六四先烈不尊重。那个悲惨的夜晚，很多年轻人失去了生命，很多父母失去了孩子，包括我十分敬佩的蒋培坤、丁子霖老师和他们17岁的儿子。后来在北京见到蒋老师，他长发及肩，时已丧子三年。如果儿子还在，都上大学二年级了。三十几年间，每想及此，沉抑悲痛如初。对于蒋老师夫妇和我不相识的失去孩子的父母，对于那个夜晚被屠杀的年轻人，我只有敬仰和痛惜，没有一字微词。

死者长已矣，但我们有幸或不幸能苟且偷生，总要对自己诚实一点，才对得起那些死难者和他们的亲人。对自己诚实，就免不了面对真实的自己。不管当初的理想多么美好，内心多么勇敢，冲动多么急切，三十多年后， 我们这代人——就是已经熬成大妈大叔的这一代，除了数钱算计，头脑清楚的不是太多，而且很多头脑清楚的人选择做沉默的少数。

欺骗自己往往是欺骗别人的预演。作为写作者，一个基本的从业道德就是要诚实，尤其是对自己诚实，不说自己不相信的话。该被误解就被误解，该被诅咒就被诅咒，竹杖芒鞋，一蓑烟雨，随他去吧。

我们年轻的时候，改变的风吹遍了世界，吹到中国，发生了六四。三十六年后，蓦然回首，改变的风吹过之后，自由在有些地方生根发芽，长成了大树，在有些地方，像盐碱地的庄稼，半死不活；在那个叫中国的时空，却是连种子都死了。

该变的都没变，不该变的都他妈变了。这么大一个国家，十几亿人，不是离现代文明越来越近，而是成了反现代文明的堡垒。还有脸喊什么5000年文明，还有脸喊什么民族复兴。一些六四的苟活者成了川粉，有些成了哈马斯啦啦队的啦啦队，还有脸喊什么自由，喊什么民主——借用崔健开音乐会时的那句京骂：“去你大爷的！” 别逗了。

对于个人来讲，六四可以是人生的天花板，年轻时经历一次，轰轰烈烈，不枉此生，值得每年纪念，怀旧一生。但作为一个人群争取民主的诉求，作为一个国家的民主愿景，如果六四成了天花板，民主在那个叫中国的时空就没有希望了。

乐见更多具有民主诉求的年轻人把六四作为上一代人铺下的地板，而不是供自己仰望的天花板。这才是希望。不是一蹴而就改变现状的希望——那是异想天开，而是从自己做起，一点一滴改变贫瘠的民主土壤的希望。毕竟，抗争的意义，不在于它能立即改变现状，而在于抗争者在立志做人，做主宰自己命运的人。这样的人多了，独裁就难以为继，民主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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