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社记者金凤讲她1960年夏天,一次实在肚子里没油水受不了了,跑到北京饭店餐厅“改善伙食”的情景:“原以为,这里一定会顾客满座,谁知竟空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我看看表,十二点一刻,正是上座时候。那么,是我走错了门﹖正想退出,服务员迎上来了。我一看菜单,心中明白了。最起码的菜是五元 ,一直到二三十元。要价太高了,这不比奶糖和糕点,三五元一斤,总能吃些日子。这一顿饭吃下来,就是六七元或十几元,不免使人望而却步。
我既然来了,只好硬着头皮点菜。我要了最便宜的一个菜:罐头螃蟹烧白菜,五元钱,再要三两米饭。我不敢要汤了,一个汤又要一两元。我环顾大厅,空空荡荡,十几张餐桌都空着,心中不是滋味。
不一会儿,总算又来了两位顾客。服务员让他们和我坐在一桌,大概为了收拾方便。我看他们大约是一对夫妻,男的有四十六七岁,穿着一套旧的黑呢制服,那是进城后发给县、团级以上干部的。他大概穿了十来年,磨损很多,紧绷绷地捆在他身上。女的只有三十岁左右,上身穿一件紫红呢外衣,下身穿了一条绿色军用呢裤,俗气得很。他们看着菜单,小声商量了好大一会儿,服务员站在一旁都不耐烦了,他们才要了一个鱿鱼炒肉片,菜价十一元,外加两斤花卷。服务员不屑地撇着嘴唇走了。
菜端上来了。罐头螃蟹,淡而无味,我只好对付着吃下去。那两位的鱿鱼炒肉片端上桌后,小小的一盘。我寻思,两人如何够吃呢﹖只见那个女人一口接一口地吃菜,男的却只将花卷蘸点汤吃。我想,这大概是老夫少妻配偶中当丈夫的一种待遇,有点好吃的,都要让给年轻的妻子。二十个花卷,他们两人竟然都吃光了,盘子里滴水未剩,扫得精光。我不觉看了好笑。
站起身来,走出北京饭店。远望天安门,依然金碧辉煌,气象万千。我的心情却黯淡无光。冒险到高价餐厅一次,已经够了。我的钱袋,不允许再到这种地方作无谓的消耗。马路上只有卖冰棍的,五分钱一支,这倒未涨价。我买了一根,咬了一口,凉意更加袭人”
(金凤《1960年夏天饥饿的北京:遍地空货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