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曾经站在香港街头的年轻人和民主人士们,如今身陷囹圄。而我们亲眼看着一座城被摧毁,城中最好的人被投入监狱,还要无动于衷吗?
2019年9月9日,黄之锋抵达德国柏林。
那时,香港的抗争已经持续数月。年轻人走上街头,面对警棍、催泪弹和越来越沉重的政治压力,想告诉这个世界:他们不愿意失去自己的城市,更不愿意失去自由。
黄之锋来柏林参加了《图片报》的纪念活动,并就柏林墙倒塌30周年发表主题演讲。
三十年前,柏林墙倒塌,东德人终于穿越那道曾经阻隔自由的高墙;三十年后,一个来自香港的年轻人站在柏林,讲述另一座城市正在发生的故事。
活动期间,黄之锋与时任德国外长海科·马斯(Heiko Maas)会面。他促请德国政府向北京明确表态,支持香港落实普选。
这场会面令北京震怒。中国当局迅速祭出熟悉的外交辞令——“严正交涉”。随后,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组织中国留学生和在德华侨,到德国外交部前抗议。
北京显然非常清楚:一个香港年轻人与德国外交部长的握手,只是一次非外交场合的会面,但在他们眼中,却可能成为一种危险的象征——香港的声音,正在穿越国境,抵达自由世界。
两天后,2019年9月11日晚,黄之锋在柏林洪堡大学发表演讲。整个会场座无虚席。现场也来了十余名中共代理人。
他们在交流环节不断抛出带有明显攻击性的问题,试图把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引向“暴力抗议”的污名化叙事。有人甚至当面警告香港抗争者,说他们不过是“蚍蜉撼树”。
面对这些问题,黄之锋没有愤怒,也没有失去耐心。他只是非常冷静地站在那里,用流畅的英语,一个又一个地回应。
那一刻,我印象非常深。一个年轻人,站在异国大学的讲台上,面对来自中国政治机器的压力,却没有退缩。
演讲结束后,德国绿党创始人之一、欧洲议会前议员 Eva Quistorp 走到黄之锋身边,关切地询问香港的局势,也询问他的未来。我也问了黄之锋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考虑过留在德国?
如果留下来,他完全可以拥有另一种人生。至少,可以暂时离开危险,可以继续在自由世界发声,可以不用担心下一次回到香港之后会发生什么。
但他的回答非常坚定:他一定要回香港。因为那里还有他的伙伴。还有那些和他一起走上街头、一起承担风险的人。
我至今仍记得他说这句话时的神情。那里面有一种年轻人特有的锐气,也有一种近乎固执的责任感。也许,那时候的他仍然对香港的法治,对这个城市尚存的一点制度空间,抱有期待。
早在2016年9月,我在布鲁塞尔见到梁天琦。那时的梁天琦,也做出了几乎一样的选择。当时,他已经拿到了美国知名大学的录取机会。
我问过他类似的问题。他同样选择了回去。他们都知道外面的世界更安全,却还是选择回到香港。因为那里是他们的家。那里有他们的朋友、伙伴和共同承担命运的人。
今天回头看,这样的选择令人敬佩,也令人心碎。
后来发生的一切,我们都知道了:梁天琦被判刑。出狱之后,他依然生活在一座越来越逼仄的香港。黄之锋则被一个又一个罪名缠住。今天的他,甚至可能面对终身监禁。
当年充满锐气和理想的香港年轻人,或被囚禁,或可能失去余生的自由。
而我们曾经以为,自由世界会保护他们。这也是我至今最难以释怀的事情。
国际社会不是没有看见,他们看见了,他们听见了,他们也知道发生了什么。
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爆发之后,香港抗争者提出的许多诉求,其实并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要求:停止与香港警方进行不必要的交流与合作;停止向香港警方出口催泪弹等人群管控装备;向香港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其正面回应民众诉求;保护在港外国公民的安全;为香港政治难民的申请提供便利;对涉及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香港官员、立法会议员及其家属实施签证限制,并冻结其在民主国家的资产;取消相关人员在民主国家的居留权……。
这些要求,今天回头看,依然现实,依然合理。
可是,民主国家在面对北京的压力时,却一次又一次地选择了谨慎、克制、权衡和等待。
因为贸易。
因为投资。
因为市场。
因为外交关系。
因为所谓“现实利益”。
而北京则从这种克制中看到了机会。
一步。
再一步。
然后继续向前。
直到有一天,北京发现:原来摧毁香港,并不会付出多大的国际代价。于是,黑手终于彻底伸进了这座城市。
那个曾经拥有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公民社会和街头政治的香港,开始一点一点失去它原来的模样。
那些三十年来,在维多利亚公园点燃烛光、纪念六四的人;
那些在街头奋力保护自己家园的人;
那些关心香港命运、拥有国际视野的年轻人;
那些坚持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法治的人;
那些曾经相信香港可以拥有另一种未来的人……
一个接一个,被投入监狱。
一个接一个,被判刑。
一个接一个,从公共生活中消失。
而世界只是看着!
我常常会想起2019年的那个晚上。
洪堡大学的讲堂里,灯光明亮,人群满座。黄之锋站在那里,面对那些恶意的质问,依然保持着冷静。
那时没有人知道,几年之后,他可能要在监狱里度过余生。
也没有人知道,那个曾经如此自由、如此充满活力的香港,会变成今天的香港。
更没有人知道,自由有时候并不是被某一天突然夺走的。
它是在一次次沉默中被拿走的。是在一次次“为了现实利益”的妥协中被拿走的。是在自由世界明明看见,却没有及时伸出手的时候,被一点一点拿走的。
三十年前,柏林墙倒塌。人们曾经相信,那一刻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象征着自由终将战胜专制。三十年后,一个香港年轻人站在柏林,讲述自己的城市正在发生什么。
那时候,我们或许还相信:
只要自由世界听见他的声音,香港就不会被遗忘。
可是今天,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问题:
当一个政权可以如此公开地摧毁一座城市,而自由世界最终只是发表声明、表达遗憾,然后继续与它做生意——
那么,我们究竟从柏林墙的倒塌中学到了什么?
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
为什么我们亲眼看着一座城市被摧毁,却无动于衷?
也许多年以后,当人们重新回望2019年的香港,真正应该被追问的,不只是:“中共为什么摧毁了香港?”
还应该是:
“当香港正在被摧毁的时候,我们——尤其是那些自称自由世界的人——究竟做了什么?”
这是香港留给这个时代的另一份遗产。
也是我们每一个亲眼见证这一切的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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