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当年我在北京出版社工作，听同事们说起“三家村”的往事，提到邓拓的妻子丁一岚，说她那时候很“左”，拼命和邓拓“划清界限”。这看来是实情。一九九八年六月，也就是邓拓自杀后三十二年，丁一岚接受采访，向记者含泪叙述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丁一岚也承认自己当年是“绝对忠诚，非常正统”的。事实上，她的“忠诚”和“正统”确乎不同一般。就在这次采访后的第二天，她还特地打电话向记者解释说，头天自己太激动，担心说了过激的话，对党造成不好的影响，请记者好好把一下关。都什么时候了，丁一岚还唯恐“对党造成不好的影响”，由此可想当初。

在这次采访中，丁一岚讲到孩子们。她说，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敢告诉孩子们父亲的自杀，“我生怕孩子们因为爸爸的死对党不满，对群众不满，再说出什么不满的话来，最后也被逮捕或怎么样”。这是很可理解的。然而她又说：“我要极力保护这些孩子，我教育他们要爱党爱群众。”“教育孩子爱党”————这难道不是象索尔仁尼琴批评的那样，“把幼小者引上邪路”，败坏他们的灵魂吗？

可是回过头想一想，想一想邓拓家人当年承受的巨大压力，想一想我们自己当年的认识水平，我们之中，有几个人有资格责备丁一岚呢？

“三家村”的吴晗不曾被亲人所背弃，他也不曾要亲人和自己“划清界限”；吴晗对女儿吴小彦（六六年时还只是个小学生）说：“彦，你大了，就知道爸爸是好人了。”吴晗的妻子袁震早在六八年即含恨而死。吴小彦的命运也很悲惨，她坚信爸爸是好人，“是最好最好的人”，小小年纪，受尽折磨刺激，还被抓进监狱。最后被逼疯了，自杀身亡。我们在对吴晗的妻女深表敬重的同时，是否也该对邓拓的妻子多一份同情？

就在接受采访后三个月，丁一岚病逝。她的死是否和那次采访有关呢？这并非没有可能。几十年锥心刺骨的伤痛、恐惧、悔恨与屈辱，靠着压抑，靠着麻木，才得以苟活，得以幸存；原以为悲情已经成为过去，不料想一朝触及伤疤，竟引发血流如注，终于夺去脆弱的生命。我就知道不少人，至今仍有时会从恶梦中惊醒，至今仍不敢用口或用笔完整地讲述过去那段经历。

再谈谈邓拓的子女。他们听从党的教导和父母的教诲，努力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可是，他们很快就发现了，虽然他们爱党，党却不爱他们。其实这未必不是好事：如果他们不再期望被党所爱，也就不必再去做出更多的名为“背叛家庭”，实为背叛人性的荒谬举动。相比之下，某些有幸被党选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样板的人难道不是更不幸吗？

11．受害者向施害者认同

邓拓在遗书里叮嘱家人，要“永远做党的好儿女，做毛主席的好学生，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持革命到底，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奋斗到底”。这些话看上去不象是萧乾所说的那种虚伪，其用意只是为亲人求情。它更让人感到是发自肺腑。这就令人困惑了。本来，邓拓应该算中共内部最具批判精神，最早觉悟的一批知识分子，何以在身遭陷害，不得不与人间诀别之际却如此不清醒呢？

问题在于，一般人只知道迫害会导致反叛，殊不知迫害也会强化忠诚。因为被迫害者为了证明自己的无辜，常常会表现得格外忠诚。极权主义好比一个引力场，不管你背离中心有多远，只要你还没有跳出引力场之外，它就有力量再把你拉回去。作为党内最早的一批异议人士或曰离心分子，邓拓的思想虽然不乏离经叛道之处，但总体上还没有跳出共产党那套思想体系。这样，当他面临整肃，如果他未能由此而跨出关键的一步，从而与极权主义彻底决裂，那么，他就会被重新拉向体系中心，而且往往比原先更紧更近。

在给组织的遗书里，邓拓请求组织上对他的言论作鉴定。这固然表明他对组织给他的定性不服气，但同时也表明邓拓仍然对组织抱希望，把组织视为最高权威，期盼着组织上给他一个公道。

我们知道，布哈林临死前留下一封遗书《致未来的党中央的一封信》。这封信不可能以书面形式留下来，这封信是由他年轻的妻子背熟在心中才存留下来的。索尔仁尼琴嘲笑布哈林的遗书，“致信的对象可谓高矣！──党中央，没有比它更高的道德权威了。”我们还是不要嘲笑布哈林吧。布哈林至少还是把他的遗书留给了未来的苏共中央，这至少表明他对当下的苏共中央是敢于否定的；邓拓呢？

邓拓的悲剧就在这里。在生命最后的时刻，邓拓陷入彻底的孤立，一个人单独承受着“全国几亿人的谩骂”（丁一岚语），听不到半句理解，得不到一丝温情。更可怕的是，邓拓陷入彻底的绝望，因为他无从获得任何精神的支撑。作为无神论者，邓拓没有来世的安慰，没有上帝的鼓励。邓拓只能从现世中寻求精神依傍，然而，他从现世中又能找到什么东西可以依傍呢？他不能从历史、从传统中吸取力量，因为历史已经被割断，传统已经被否定，譬如说，邓拓就无法再以屈原、海瑞自命对抗权势。他不能从周围获得支持，也不能从未来那里获得信心。

你或许会问，邓拓的眼界为什么不能放宽些放远些呢？他应该知道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只不过发生在中国，中国不等于世界；他应该知道今天只不过是今天，今天不等于永恒。

这就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魔力了。这套意识形态包罗万象：天上地下，自然社会，中国外国，过去未来。它构成了信者观察事物和思考问题的特殊视野，构成了信者生命的意义系统。在它之外，其余的一切，要么是不存在的，要么是无意义的。重要的是，这套意识形态不仅仅停留在思想理念，它早就转化为物质现实。事实上，它就是我们当时生活的全部世界。在其中，一个人被党中央抛弃，他不会觉得自己只是被一个政党的领导抛弃，他会认为他是被整个国家抛弃，被全体人民抛弃，也是被世界抛弃，被历史抛弃。邓拓自杀了，因为他感到生命已经失去意义。邓拓的唯一遗愿是被党重新接纳。这当然包含着明志的意向，但主要还是认同。一个被迫害至死的人，到最后竟然还要向迫害者认同。

12．余论三则

（一）“三家村”唯一的幸存者廖沫沙写有一首《挽邓拓诗》，其中两句是：“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复乾坤。”

“岂有文章”一句应是针对毛泽东的一条语录：“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廖沫沙感慨道，区区文章哪有那么大的力量能够颠覆政权呢？这是文革后的一种流行观点。我不赞成这种通过贬低文字的作用来否定“文字狱”的观点。如果言论真是无足轻重，那么，因言治罪固然是庸人自扰，无事生非，小题大作，但同时，“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不也成了迂腐，成了无谓，成了多余？中国至今还没有言论自由，这恰好从反面证明言论确实具有颠覆权力的力量。假如说权力是有权者的语言，那么，语言便是无权者的权力。尽管从今天看来，邓拓的文字算不上深刻；然而我们不应忘记，在我们反叛思想萌生的最初阶段，邓拓的言论曾经给予我们许多宝贵的启示。

（二）就全国范围而言，文革期间的自杀有三个高峰期，一、运动初期，以红八月为中心，到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告一段落。二、是工宣队、军宣队进校，各单位成立革委会，清理阶级队伍（包括清查“五一六”）时期。三、七零年的“一打三反”运动时期。

假如上述三个高峰期的说法大致不错，那么，我们可以说，自杀现象的大量发生，和所谓造反派群众组织的关系并不大。现在一说起文革中的种种暴行和悲剧，包括大量发生的自杀事件，动辄归罪于造反派。这不一定合乎实情。因为这三个时期都不是造反派群众组织的活跃期。在第一个高峰期，造反派组织还未出现，至少是还未得势。在第二个高峰期，造反派群众组织的权力已被工宣队和军宣队架空或取代。在第三个高峰期，造反派群众组织已经解体。

为何在上述三个时期自杀现象最大量？其间道理不难想见。尽管在文革中，风水轮流转，今天你整我，明天我整你，各种政治力量──大概只除开那些“黑五类”──轮流扮演整人者和被整者的角色。一时间得势的一方总是打出革命的旗号，自以为代表了革命，但是，不同的政治力量或政治派别所享有的革命正统性还是不尽相同，甚至很不一样的。所谓正统性，不仅仅是得势者、整人者方面的自我感觉，更重要的是失势者、被整者方面的感觉。正因为在上述三个时期，得势的一方享有即使在失势者看来也无可怀疑的正统性，他们的判决被看作是最终的判决，这就使得失势者彻底丧失了希望，所以更容易走上自绝之路。

反观造反派群众组织，尽管一度取代党组织，占山为王，发号施令，但在一般人眼里却总有几分“望之不似人君”。那些被造反派宣布“打倒”的对象，或许在行动上不得不任其摆布，可是在心底里却不一定买账，多少总有些认为那还算不得最终定性定案，因此，除非在肉体上被逼迫太甚，一般不会自寻短见。

（三）共产党实行政治迫害，一方面固然是把别人整得死去活来，另一方面它又采取种种办法防范别人自杀，并且给自杀者安加更大的罪名，这很可能有效地阻止了更大量的自杀行为的蔓延。

以罗瑞卿为例，先被打成“反党”，愤而跳楼自杀，没有死成。因为这次未遂的自杀行为，罗瑞卿被进一步扣上更多更大的罪名（“抗拒党中央，抗拒毛主席”，“叛党”），从此不敢再作自杀之想。

这看上去很不可思议，罗瑞卿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呢？其实这并不难理解，一个人不怕死不等于什么都不怕，恰恰相反，人往往是有所畏惧时才会不怕死，人不怕死往往是他心中有更高的准则，他唯恐失去这一准则，不得已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烈女就是因为唯恐失去贞操才成其为烈女的。文革中，很多人被冤枉地打成“反革命”，百口莫辩，他们选择自杀，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维护自己的名誉。殊不知共产党根本不吃你这一套，共产党并不因你的自杀便承认你的清白，保全你的名誉，相反，共产党还要给你安上更大更重的罪名。自杀只会越抹越黑。再有，一个人选择自杀，通常也是为了让亲属少受株连，然而，在共产党那里，自杀的客观后果却是把亲人带入更深的困境。这样一来，要下决心自杀就更难了。

当然，共产党采取这种态度是为了自己的目的，因为它担心大量的自杀会促使人们怀疑运动的正当性；不过，这种态度的客观效果是阻止了更大量的自杀行为的蔓延。文化革命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自杀现象，然而我们有理由推测，如果不是共产党对自杀行为严加谴责并对自杀者的亲属株连深广，只怕自杀者的数量还要大得多。一般研究者只知道搜集统计文革期间自杀者的庞大数字用以说明文革的残忍；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还有许许多多的人迫于这种极端的残忍甚至连自杀都不敢呢。

2001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