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巍：等级森严的中共身份社会
中共不实行欧洲那样的爵位制度，也没有印度“摩奴法典”那样的法律，但它建立的社会主义却是一个世界上等级最为森严的身份社会。

建立在阶级划分基础上的等级
社会成员被分割成领导阶级、被领导阶级、被专政阶级。农村人口被分成地主、富农、上中农、中农、下中农、 贫农。工人被分成全民、集体、合同工、临时工。知识分子有依靠对象、团结对象、孤立打击对象。这些不同的身份构成了经济剥夺，政治压迫的梯形社会结构。身份低下的人群过着人间地狱般的生活。例如农村的“四类分子”出工一天只给普通社员一半的工分，他们每年必须完成数十个义务工，每天要早起逐门逐户倒尿壶。

“老红军”、“三八式”成为红色贵族，不仅终生享受特殊的供奉，而且不问其德能，一律占据国家要职。没有文化的“大老粗”出任大学校长、文化局长、科研所长的事司空见惯。

行政级别是没有肩章的类军衔制。级别的不同不仅决定工资额的差别，也是身份、地位和权利的象征。在等级结构中，人身的递进式依附是普遍而绝对的社会规则。十七级可以听什么报告，十三级可以看什么文件，其界限决不可逾越。高干掌握的“真理”多，从而可以傲视任何普通人，他们过奢华的生活是天经地义的。三十年前，一个行政八级的省辖市市委第一书记，可住七个房间的洋房，坐进口专车，享受“特供”，有公派的秘书、警卫员、厨师、司机、公务员、保姆、锅炉工（当时没有区域供暖）。可以想像，五级、三级的省和中央高干过的是什么生活。和欧洲贵族不同的是，他们一律被称为“公仆”、“人民的勤务员”。他们和那些啼饥号寒的底层民众做的工作“都是革命工作，只是分工不同”。

社会的变迁冲垮了二十五级的分级制（后恢复十五级制），但并没有削弱，反而强化了共产等级制。现在的称呼是县处级、司局级、地厅级、省部级、中央级等等。其实质与爵位制度没有任何不同。分级制原来只在“干部队伍”里实行，现在推行到社会结构的各个领域。于是有了省级医院、局级公司、师级歌舞团等等。举凡工厂、矿山、学校、商店、银行、科研院所、社会团体、“民主党派”、甚至寺庙等一切社会组织都被划定相应的等级。警车开道，呼啸而过的，不一定是“中央首长”，也许是院士，董事长，端看“够不够级”。

等级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所有官员分成县管干部、市管干部、省管干部、中央管干部（唯独没有选民管干部）。同级干部则有严格的排名顺序。谁属哪级管干部及排名先后并不单纯由职务决定，而是由本级党委向上级组织部门申请，经批准形成的。这个秘密的黑箱操作过程掩藏着巨大的腐败。

社会各等级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甚至事实上互不通婚。男女青年谈恋爱首先要问对方的家庭成份。郭凤莲不可能嫁给刘文彩的儿子，邓朴方也不可能娶时传祥的女儿，革命干部要和反革命分子结婚，组织上是不会批准的。农民永远不能成为工人，工人永远不能成为干部，二十二级的小干部终其一生也不可能升到十七级。这一切都是“一开始”就排定了的。

这种等级差别终生不变。只要爬上某个等级，就可以享受该级别的待遇直到死亡，不论是否在职。其中的高干离职后，秘书、警卫、司机、勤务、厨师、保姆、专车、住房及医疗待遇一律不变。由于平均寿命延长、官位无节制增加和退休年龄下降等原因，这部分人的数量越来越庞大，对他们的供养国家已不堪重负。平民百姓有病只能等死，而离退休高干却长年占据四十多万套宾馆式高干病房。这项开支一年就达五百多亿。再加上在职干部“疗养”，每年的花费约一千-二千二百亿。官员们的公费医疗占去了全国医疗开支的百分之八十五。干部的生命比百姓的尊贵，所以在火灾现场才会“让领导先走”。

等级身份甚至带到死后。这体现在讣告或逝世的消息在哪级媒体发布，遗体是否覆盖党旗、国旗、军旗。覆盖的是几号（尺寸）旗，给与何等谥号（伟大的、卓越的、忠诚的、思想家、革命家、领导者、战友、学生、巨大损失等等），以及葬于何处等均有严格规定。

干部们死了，以葬于八宝山为光宗耀祖的最终归宿。上了八宝山，等级的分别更加严格。根据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内务部批转的一份文件规定，八宝山墓区划分为四个区：庙前区埋葬县团级干部，庙后东区埋葬地委级干部，庙后西区埋葬省军级干部，庙后正区埋葬中央领导干部。后来增建的骨灰堂，也按干部级别分为四个室。即使进了存放中央领导骨灰的西一室、西副一室，“党和国家领导人”占据正面，其他只能两侧敬陪。欧洲有褫夺爵位的惩处，中共对违反党规者，生前可开除党籍，死后可逐出八宝山。中共中央副主席康生，副总理、公安部长谢富治死后虽葬于八宝山，未几阳间变天，而遭逐出山门，贬为庶鬼。

中共将等级形态制度化

等级制带有明显的世袭特征。地主的儿子、孙子甚至重孙永远都是地主成份，他们高考的分数再高也不会被录取。而高干们的子女个个都念一流大学。毛远新哈军工，邓朴方北大，刘涛清华，陈元清华，贺鹏飞清华……怎么中央领导的孩子个个都如此优秀？他们凭的是分数吗？不，是血统。地主子女和高干子女在等级制中的位置，从他们出生时就已决定了。如果你认为现在情况已有所改变，就请浏览一下那份太子党的名单，或者在全国六十万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干部的子女中找一下下岗职工、或者反过来，到九百多万失业下岗职工中找一下县处级以上干部的子女吧。

等级制在中国的出现有其必然性。中共代表的是新兴官僚阶级和权贵资本阶级的利益，它和占人口大多数的平民阶级和奴民阶级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要维持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和压榨，它必须使社会的等级形态制度化，以便通过层级控制，放大管控能量，以驾驭整个社会。

这种等级制长期实行的可怕后果是广泛的身份区分合理化。中共成功地利用了中国固有的君臣尊卑的传统观念，并以国家力量严密封锁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传播，而攫取了大众对等级观念的认同。面对大量的、无处不在的等级歧视，公众采取了默认和逆来顺受的态度。

“平等的权利与生俱来”是时代的旗帜。在民主、自由、平等已成人类普世价值的今天，中共经营的等级身份社会与世界潮流格格不入。环视当今世界各国，中共的社会模式不啻现代人类文明的一个怪胎、毒瘤。要推进中国的历史进程，必须彻底铲除共产等级制。

－－原载：《动向》，2007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