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05年，打爱国牌抵制洋货，就成了民族主义运动的标配，各种“任正非”通过爱国营销，卖自己的货。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老板简照南是中国人，1902年入了日本籍。五四运动一来，竞争对手骂他汉奸。吓得他退了日本籍，还拉来黎元洪、王士珍当隐形股东——跟现在一样一样的。

他们还取了个爱国广告词：“中国人请吸中国烟”——跟“是中国人就用华为手机”，也是一样一样的。

简老板儿子回忆：“每一次发生反帝运动，我们的业务就蓬勃起来”。只要抵制洋货，爱国商人就赚得盆满钵满。
当年上海市面上最火的毛巾是日本货“铁锚牌”。中国商人做了一款“三角牌”毛巾，口号极直白“三角牌毛巾打倒铁锚牌毛巾”“中国人擦脸用日本毛巾，丢脸”。大家纷纷去买三角牌毛巾。

著名的民族企业家刘鸿生本是洋买办。他一边偷偷给外国工厂送煤，一边办起了火柴厂。那时火柴叫“洋火”，洋人的东西。他宣传中国人要造中国人自己的火柴，成了响当当的“火柴大王”。但他的结局耐人寻味：1949年他跑到香港，半年后被陈毅劝回上海；公私合营时，不得不把两千多万元的产业交给国家，几个月后就犯心脏病去世。

今天大打爱国牌的商人们，最后一定跟刘鸿生一样，靠爱国发家，最后还得把钱给国家。

惊人相似的是：那会儿商人就学会了以爱国来借刀杀人——想整哪个竞争对手，就借爱国学生的手，举报他卖日货，公司里有外国资本……那时商人把日本商标一撕，贴上中国商标大赚特赚。这门手艺一百年后还有传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陈进，买来一批摩托罗拉芯片，用砂纸磨掉标志，印上“中国汉芯”，卷跑一个亿。

爱国学生们也有小九九，上街卖国货，有的学生卖的货既没商标也没厂家，这就是把没收来的日货撕掉商标，自己拿去卖了。

但凡爱国运动，基本都伴随着打、砸、抢、烧，羞辱人。徐州的爱国学生把卖洋货的店员揪出来游街，逼他喊“我是卖国贼”；江阴学生立了“耻辱碑”，把违规商人的名字刻在上面，让他遗臭万年；宁波的纸店老板被戴上高帽子游街，爱国群众往他脸上吐口水；湖北爱国团体查没“奸商”，还在其脸上盖一个“亡国奴”的印；1920年，重庆学生把商人卓云程捆起来，脸上抹黑，扒光衣服游街，又把他价值两万两银子的货一把火烧了。

历史轮回。九十多年后，西安反日游行，蔡洋用U型锁砸穿了日系车主的头颅。

抵制洋货赚的是爱国商人，吃亏的是老百姓。因为一抵制洋货，没了竞争对手，国货反而比洋货还贵。

你能想像没有苹果手机，华为、小米手机会涨多高吗？没有进口车，国产车会涨多高吗？而且质量一定下降。抵制洋货，不如抵制蠢货。

一百多年过去，戏服换了好几身，戏还是那出戏。中国商人必须依附于皇权，马斯克的生意比的是创新，马云的生意比的忠心，乔布斯比的是想法，任正非比的是领导的看法。皇上喜欢什么，商人就得表演什么……

点击进入：https://t.co/476TYEYv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