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福牧师庭审之后:陕西司法机关必须面对的十二个追问 (1)
——从锡安之光教案看程序正义、宗教信仰自由与法律的尊严
2026年11月12日,陕西西安锡安之光教会高全福牧师案在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据现场人员反映,庭审从上午9时30分持续至晚上7时30分,历时约十个小时,结束时未当庭宣判。
然而,这场庭审留下的,不仅是对一位年近七旬牧者命运的深切关注,更是一系列关乎中国刑事司法公正、程序正义、律师执业权利以及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严肃问题。
据现场人员反映,法院周围部署了大量警力,多名希望旁听的公民被阻挡在法庭之外,部分律师被带往派出所接受询问。
与此同时,案件中的分案审理、诈骗金额认定、所谓被害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以及牧师妻子所面临的刑事指控,都引发了值得认真审查的法律疑问。
法律不能只有追诉的力量,而没有接受质疑的勇气!
我们向陕西省有关司法机关郑重提出以下十二个问题,要求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依法核查、回应,并保障当事人的合法诉讼权利。
第一问:同一案件、同一罪名,为何分案审理?
据案件相关人员反映,锡安之光教案涉及三名被告人,均被指控涉嫌诈骗,案件事实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却被安排在不同日期分别开庭。
我们必须追问:
究竟是谁提出分案审理?由哪个机关作出决定?分案的事实理由和法律依据是什么?
更重要的是,分案之后,其他共同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无法参加相关庭审,是否影响他们对共同犯罪事实、关键证人证言及共同证据的质证权?
分案审理本身并不必然违法。但是,分案绝不能成为割裂证据、削弱辩护、妨碍全面查明案件事实的手段。
如果分案的实际效果是让共同被告人无法充分质证共同证据,那么这样的程序安排,究竟服务于司法公正,还是损害了司法公正?
第二问:既然公开审理,为什么公众被挡在法庭之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刑事案件原则上公开审判的制度。
公开审判意味着司法活动依法接受社会监督,而不只是宣布一个“公开审理”的名称。
据现场人员反映,庭审当天,法院周边有大量特警、民警、辅警及便衣人员,多名希望依法旁听的基督徒和其他公众未能进入法庭。
我们要求回答:
法院是否提前公布旁听安排?实际开放了多少旁听席位?限制旁听的具体依据是什么?是否存在对特定身份或群体进行选择性限制的情况?
法院当然可以依法维护庭审秩序、管理旁听人数,但任何限制都应当具有合法依据。
如果一场公开庭审,公众却无法在公平、透明的规则下申请旁听,那么公开审判的原则究竟落实在哪里?
公开审判不能沦为一句空话!
第三问:律师为何在法院门口被带离?限制其行动自由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据现场反映,律师卢思位、王宇、彭永和在法院附近被警方带往西安市碑林区太白路派出所接受询问,直至庭审结束。
我们要求有关公安机关明确说明:
这些律师涉嫌什么违法行为?警方采取了何种法律措施?是否履行了法定程序?是否告知当事人相应权利?
如果律师没有实施违法行为,仅因试图旁听庭审、表达法律意见或依法履职,就遭到强制带离甚至限制人身自由,相关行为是否涉嫌违法?
律师不是司法机关的敌人!
律师依法履职,是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个真正尊重法律的司法体系,不应当惧怕律师提出质疑,更不应当以限制律师权利的方式维护所谓的司法权威!
第四问:指控诈骗2552万余元,为什么目前所述235名被害人对应金额仅有231万余元?
据案件相关材料反映,检察机关指控的诈骗金额为:
25,526,250.95元。
而据目前提供的信息,235名所谓被害人对应的金额合计为:
2,315,176.35元。
两者相差:
23,211,074.60元!
235名所谓被害人对应的金额,仅占指控总金额的约9.07%,不足10%。
我们必须追问:
剩余超过2321万元的金额,究竟来自哪里?
检察机关如何证明这些款项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刑事指控不是财务数字游戏!
如果两个金额确属同一指控范围,检察机关就必须解释其中的巨大差异。
银行流水不自动等于诈骗金额,教会收入不自动等于犯罪所得!
每一笔被认定为诈骗所得的款项,都应当有充分证据支持,并依法接受质证。
第五问:235名所谓被害人,究竟有多少人真正认为自己遭受了诈骗?
据案件相关人员反映,被列为“被害人”的信徒并不承认自己遭受诈骗。
那么,检察机关是否调查过这些信徒的真实意思表示?
他们是否基于信仰自愿奉献?是否受到虚假陈述的欺骗?是否因为错误认识而处分财产?
对于明确否认自己受骗的信徒,司法机关如何评价他们的陈述?
我们承认,诈骗罪的成立并不完全取决于当事人是否主动报案,或者是否承认自己受骗。
但这绝不意味着司法机关可以忽略信徒自愿奉献的事实,或者忽略对被告人有利的证言。
如果一个人说“我是自愿奉献的”,司法机关却认定“你是被诈骗的”,那么这种认定究竟建立在什么证据之上?
请拿出证据,而不是仅仅给出结论!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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