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刘道玉被借调到教育部，参与冤假错案平反、高考制度重建。持续两年的过度劳累、营养不良，导致他重病住院。大病初愈，他拒绝了高教司司长的职位，回到与他一样饱受摧残的武大，誓要重铸母校的辉煌。
对大学里狂热反智、人才凋零的现状，他痛心疾首，又深知其弊。48岁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享受讲师待遇，他却乐此不疲、废寝忘食——他终于获得机会一展拳脚，开始锐意改革。

刘道玉率先废除政治辅导员制度，实行导师负责、学生自治。他摸索出的学分制、双学位、转学制、插班生等先进制度，被各大高校争相模仿，有的延续至今。

1988年，正当武大的奇迹震动世界时，刘道玉却突然被免职。持续近十年的教育奇迹戛然而止，“刘道玉时代”成为历史。

被免职后，刘道玉曾被委任某市市长等高官，但是他专门赴京谢绝任命。他说：“我不会做官，只会办教育”。也有世界名校发来邀约，他却以“我做不了拉赞助的校长”婉拒。

步入多病体衰的暮年，刘道玉依然不失“战士”本色：他批评教育、文化以及社会积弊。这些批评虽不失青年时的锐气，却满是长者的悲悯与大爱。

他斥责功利化的教育是“无意义地戕害人性”，对官僚化、背弃现代文明的教育更是深恶痛绝；他理想的大学是，以学生和教授为本，思想自由，学术至上，学风民主，创造不止。

经历过高光时刻，又在高峰中跌落，刘道玉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沉迷于昔日荣光。他潜心研究教育理论，还成立了刘道玉教育基金会，将慈善注入教育。正如易中天所说：刘道玉不是一个圣人，他是一个战士。

三十多年笔耕不辍，但他的所思所写，不是为自己辩护立传，而是探寻“何谓人才、何谓大学、何谓教育之真谛”等追本溯源的大问题，以及中国教育转型的现实路径。

2008年以后，刘道玉受熊彼特、德鲁克等大师的启发，从“破坏性创新”、“管理者的领导力”等角度，为自己的教育实践注入新鲜血液，尤其在“如何发现天分、如何培养人”等具体问题上，有了新的理解和阐释。

他对教育的诊断和设想，无一不指向其病根所在。但是他说：“光有理想和理论是不够的，只有行动起来、努力改变现状，才是对理想的拓荒。”

大学之大，在于大师；文明之大，在于文化。刘道玉开创的奇迹，常被归因于他的人格魅力和教育家才能。但真正成就“70年来最好校长”的，其实是他的“教育家精神”：爱生如子，不甘让天才埋没、被戕害的大爱；为民族抡才养士的使命；为捍卫神圣不可侵犯之教育规律的“教条主义 ”。

刘道玉先生这一代人的际遇，是现代中国的“活历史”：他们生于旧时代的文化余辉；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刻，却如浮萍一般随激流浮沉；在世纪末“巨轮掉头的瞬间”，只有少数的勇者抓住机遇，创造了震惊世界的奇迹……

我们无法离开时代巨变的曲线，去思考刘道玉的幸运与不幸，但是他身上的“教育家精神”，与“扼住命运咽喉”的努力，永远值得我们致敬、传承。

刘道玉先生的思想和精神，将会成为时代的遗产，还是美德、真理和爱的延续？这取决于我们每个人的选择。

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实为道玉，却甘做路石”的谦卑——天才可能成为改变时代的巨人，但像刘道玉这样的教育家，却成就了无数个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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